国企下岗后去私企看见一台 180 万机器被搁置无人会用我：我能修_

当那台价值一百八十万的德国机床，在我手下发出一声沉稳而清脆的嗡鸣，重新启动时，整个车间落针可闻。那一刻，我不是下岗工人陈建国，我是陈总工。

这声嗡鸣，我等了整整五年。从国营红星机械厂的大门出来那天起，我手里那套跟了我半辈子的德产工具，就再没发出过这么悦耳的声音。五年来，我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技术大拿，变成了一个四处打零工的中年男人，看过的白眼，比我拧过的螺丝还多。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一身的手艺，会跟那套工具一起，在床底下慢慢生锈。

直到三个月前，我揣着简历，走进了这家叫做“宏发精密”的私营工厂。

一切，都是从那个堆在车间角落，蒙着厚厚一层灰尘的大家伙开始的。

第1章 生锈的老师傅

“陈建国，五十岁，原红星机械厂八级钳工，高级技师……”

面试我的，是老板王宏发本人。他大概四十出头，精明强干，手指在我的简历上敲了敲，眼神里带着一种审视和怀疑。私营企业，尤其是这种正在上升期的，最不喜欢我们这种从国企出来的“老师傅”。在他们眼里，我们思想僵化，干活磨洋工，浑身都是“单位”的陈腐气。

“陈师傅，我们这儿可不是红星厂，没那么多规矩，但也没铁饭碗。”王宏发开门见山，“活儿多，催得紧，年轻人多，跟得上吗？”

我攥了攥洗得发白的工作裤，点了点头：“王总，我别的不会，就会伺候机器。只要是机器，我就有办法让它好好干活。”

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这份工作对我太重要了。儿子陈浩刚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妻子张桂芬身体不好，药费常年不断。家里的积蓄，在下岗后的头两年就已经见底了。我不能再靠打零工度日了。

王宏发大概是看我态度还算诚恳，又或者，他只是需要一个能立刻上手的熟练工，来应付车间里那些三天两头闹脾气的老旧设备。他沉吟片刻，说：“行吧，先干着。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三千五。跟着车间主任刘明，他让你干啥你干啥。”

三千五，这个数字像一根针，轻轻扎了我一下。想当年在红星厂，光是我的技术津贴都不止这个数。但现在，我没资格挑剔。

“谢谢王总。”我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

就这样，我成了宏发精密的一名普通维修工。

车间主任刘明，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戴副眼镜，说话夹枪带棒，总爱拽几句听不懂的管理术语。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件刚从废品站淘换回来的旧零件。

“陈师傅是吧？叫你老陈行不？”他斜睨着我，“咱们这儿讲究效率，KPI考核，懂吗？就是说，你修一台机器花了多长时间，换了多少零件，都得记录上报。别跟过去在国营厂一样，一杯茶一包烟，一个螺丝拧一天。”

我没吭声，只是默默地从布袋里拿出我的工具。那是一套德国“WALTER”牌的老工具，手柄被我的手汗磨得油光锃亮，每一件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刘明瞥了一眼，嘴角撇出一丝不屑：“哟，还是古董呢。老陈，现在都用电动的了，谁还费那劲儿。”

我还是没说话，只是走到一台发出异响的冲床前，侧耳听了听，然后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根细长的金属听杆，一头贴在机器外壳上，一头抵在耳边，闭上了眼睛。

这是我当学徒时，师傅教我的“听诊”法。机器跟人一样，生了病，声音会变。

几分钟后，我睁开眼，对旁边一个年轻工人说：“准备一下，是三号轴承的滚珠碎了，还有点偏心，得马上换，不然要伤到主轴。”

年轻工人将信将疑，但还是按我说的去拿备件。刘明抱着胳膊站在一边，冷笑道：“装模作样，拆开看不就知道了？搞得跟老中医似的。”

半小时后，当磨损严重的旧轴承被拆下来，里面果然有几颗碎裂的钢珠时，刘明的脸色有点挂不住了。他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开了。

我知道，我在这里的第一天，算是勉强站住了脚。

但这种站住，是脆弱的。我像一棵移植过来的老树，根还没扎进这片新的土壤。车间里的年轻人，大多跟刘明一样，对我这个“老古董”敬而远之。他们聊的是游戏、是网红，是各种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我插不上话，只能在休息时，一个人捧着那个用了二十年的军绿色大茶缸，默默地喝水。

茶缸是当年进厂时发的，搪瓷磕掉了好几块，露出黑色的底子，像我饱经风霜的脸。

日子就在这种沉默和疏离中一天天过去。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车间里那些国产的、俄制的、甚至还有几台叫不出名字的老机器打交道。它们就像一群被使唤狠了的老黄牛，虽然还能干活，但浑身都是毛病。我耐心地给它们清理油路，校准精度，更换磨损的零件。经我手调教过的机器，噪音小了，产出的次品率也明显降低。

这些变化，王宏发看在眼里，偶尔会在车间碰见时，对我点点头。但刘明，却似乎更看不惯我了。他觉得我这种精雕细琢的搞法，是在“浪费工时”，影响他报表上的“维修效率”。

我们之间的矛盾，就像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在沉默中慢慢扩大。而引爆这一切的，是角落里那台一直被遗忘的大家伙。

第2章 沉睡的铁疙瘩

那是一台德国产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型号是DMG MORI，通体灰白，线条流畅，即便蒙着厚厚的灰尘，也能看出它精密而昂贵的设计感。它就像一个落魄的贵族，被随意地丢弃在车间的角落里，周围堆满了废弃的模具和油桶。

我第一次注意到它，是在入职的第三天。午休时，我习惯在车间里溜达，看看每台机器的状况。当我走到这个角落，拨开它身上的防尘布时，心里咯噔一下。

在红星厂的时候，我只在德国专家的技术交流会上，远远地见过这种级别的设备。那是工业制造的艺术品，代表着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机械加工精度。据说，我们国家当年想进口一台，都被各种理由限制。

这样一台宝贝，怎么会在这里吃灰？

我忍不住伸手，轻轻拂去操作面板上的灰尘，露出了德文和英文的操作界面。屏幕是黑的，显然没有通电。我绕着它走了一圈，发现机身侧面有一块明显的撞击痕迹，一块盖板被撞得凹了进去。

“看什么看？一个破烂玩意儿。”

刘明的声音冷不丁地在背后响起。我回过头，他正抱着一份文件，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和这台机器。

“刘主任，这台机器……”我迟疑地问，“是坏了吗？”

“坏了？何止是坏了！”刘明嗤笑一声，“这是老板三年前，从一家倒闭的合资厂拍卖回来的，花了足足一百八十万！说是捡了个大便宜。结果呢？拉回来一通电，系统就报警，根本动不了。请了市里好几个专家来看，都说主控模块坏了，要从德国原厂订，光一个模块就得几十万，再加上维修费、运输费，折腾下来小一百万没了。”

他顿了顿，指着那块撞痕：“看见没？就是运输的时候磕的。那家倒闭的厂子耍赖，说是我们自己弄的，老板打官司都没赢。最后只能认栽，就这么一直扔在这儿了。一百八十万，买回来一堆废铁，成了全公司的笑话。”

我听着，心里却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是惋惜那一百八十万，而是心疼这台机器。一个顶级的战士，还没上战场，就因为一次意外而折戟沉沙，被遗忘在角落里，任由岁月锈蚀它的荣光。

这不就像我自己吗？

从那天起，我每天下班后，都会在车间多待半个小时。等所有人都走光了，我就一个人来到这个角落，拿出我的手电筒和工具，悄悄地研究这个大家伙。

我不敢通电，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只是凭借着我几十年的经验，一点点地观察它的机械结构，它的传动系统，它的液压管路。我找来抹布，把它身上的油污和灰尘一点点擦干净，就像在照顾一个重病的亲人。

我还托在省城图书馆工作的远房亲戚，帮我找这台机器的德文原版说明书。一个星期后，亲戚把扫描的电子版发了过来，整整几百页。我不会德语，就买了一本厚厚的《德汉大辞典》，晚上回家后，一个词一个词地啃。

妻子张桂芬看我每晚熬到半夜，对着一堆天书一样的外文唉声叹气，心疼地说：“建国，你这是图啥呀？厂里又不给你加工资，你操那份闲心干嘛？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不值当。”

我放下词典，揉了揉酸涩的眼睛，说：“桂芬，你不懂。我看见那台机器，就跟我看见自己一样。都是好东西，就因为一点毛病，被人当成废物扔在一边。我不甘心，替它不甘心，也替我自己不含心。”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张桂芬没再劝我，只是默默地给我端来一杯热好的牛奶。

这一个月里，我几乎把那台DMG机床的机械部分摸了个透。它的设计之精巧，用料之扎实，让我叹为观止。越是了解，我越是觉得，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也可能没那么复杂。那些所谓的专家，很可能只是看了一眼系统报警，就草草下了“主控模块损坏”的结论。他们根本没有像我这样，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体，去仔细地“听诊”。

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被撞击的那个部位，内部有一束控制线路的保护套被挤压变形了。从外部看，电线没有断裂，但谁也说不准，里面的铜芯是不是已经有了损伤。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心里慢慢成形。

第3章 我能修

机会很快就来了，以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

宏发精密接到了一个大单，是给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做一批高精度的传动零件。这批零件要求极高，公差要控制在0.005毫米以内。车间里现有的几台国产数控机床，精度最好的也只能勉强做到0.01毫米。

连续试生产了三天，废品率高达百分之七十。眼看交货日期越来越近，王宏发急得嘴上起了燎泡。他整天待在车间，盯着技术员调试参数，脸色比锅底还黑。

刘明作为车间主任，压力最大。他带着几个年轻的技术员，熬了两天两夜，换刀具，改程序，想尽了办法，但精度就是上不去。

这天下午，王宏发在车间开现场会，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当场发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一个个都跟我说没问题，现在呢？一个单子就把我们打回原形了？要是这批货交不出去，违约金就够我们喝一壶的！到时候，你们谁也别想拿到年终奖！”

车间里鸦雀无声，技术员们都低着头，大气不敢出。

刘明擦了擦额头的汗，硬着头皮说：“王总，主要是我们的设备精度确实达不到要求。这活儿，除非有进口的五轴加工中心，不然……神仙也难做。”

他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飘向了车间那个蒙尘的角落。

王宏发的脸色更难看了。那台机器，是他心里的一根刺，一提就疼。他烦躁地摆摆手：“别提那个废铁！提了就来气！”

整个车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个“废铁”。但谁都知道，那是希望的废墟。

就在这片绝望的寂静中，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不大，但异常清晰。

“王总，”我往前走了一步，迎着所有惊诧的目光，“那台机器，或许……我能修。”

一瞬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有惊讶，有怀疑，有不解，但更多的是看笑话的眼神。

王宏发愣住了，他大概是没想到，说话的会是我这个刚来不久、沉默寡言的老头子。

刘明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老陈，你没睡醒吧？你知道那是什么机器吗？德国DMG！市里请来的博士专家都束手无策，你一个修国产破机器的，说你能修？”

他的话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讽，周围几个年轻工人也跟着低声笑了起来。

我的脸颊有点发烫，但我没有退缩。我看着王宏发，一字一句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说了出来：“王总，我这一个月，一直在研究那台机器。它的机械部分，基本完好。所谓的‘主控模块损坏’，我觉得是误判。问题很可能出在线路上。运输时的那次撞击，可能导致了内部线路接触不良或者短路，这才让系统产生了错误的报警。”

我的话，让现场的笑声渐渐停了。一些老师傅，开始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他们知道，一个经验丰富的技工，对设备的判断，有时候比仪器还准。

刘明却不依不饶：“说得头头是道，你有什么证据？就凭你用耳朵听？老陈，这不是在你们红星厂，靠经验主义拍脑袋。这是精密仪器，讲的是数据，是科学！”

“科学？”我转过头，第一次正视着刘明的眼睛，“科学的基础是实践。你们连盖子都没打开，就凭一个报警代码就给它判了死刑，这叫科学吗？这叫草率！”

我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股压抑了许久的火气。刘明被我问得一愣，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

车间里再次陷入了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王宏发身上，等他做决定。

王宏发死死地盯着我，眼神复杂。他看到了我眼里的执着，也看到了我身上那股老一辈技术工人才有的、对机器的执拗和自信。他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任何一丝希望都不能放过。

他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然后猛地一拍大腿，像是下了一个巨大的赌注。

“好！”他指着我，对所有人宣布，“陈建国，从现在开始，这台机器归你管！需要什么人，什么工具，你尽管开口！公司全力配合！”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分量千钧：“你要是真能修好它，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宏发精密的总工程师，工资……我给你开一万五！年底还有分红！”

人群中发出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

“但是，”王宏发话锋一转，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丑话说在前面。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要是机器没动静，或者被你鼓捣得更坏了，你也不用等试用期结束了，自己卷铺盖走人！”

这个赌注，太大了。赢了，一步登天；输了，卷铺盖滚蛋。

我深吸一口气，迎着王宏发的目光，重重地点了点头。

“一言为定。”

第4章 听诊与手术

王宏发一声令下，整个车间都动了起来。

几个年轻力壮的工人，在我的指挥下，七手八脚地把堆在机器周围的杂物清理干净。接电工的老师傅拉来了临时电缆，钳工组送来了全套的测量工具。就连一直对我冷嘲热讽的刘明，也被王宏发派来给我当“副手”，负责协调和记录。他虽然一脸不情愿，但老板的命令，他不敢不听。

我没有立刻通电，而是先指挥人，用千斤顶和导轨，小心翼翼地将机器平移出来，留出足够的检修空间。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的清洁。

我让刘明找来无水酒精和不起毛的棉布，亲自带着两个年轻徒弟，把机器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都擦拭得一尘不染。

刘明看得直皱眉：“老陈，现在是争分夺秒，你搞大扫除干什么？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我停下手里的活，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刘主任，机器跟人一样，做手术前，不得先消毒吗？灰尘和油污，是精密设备的大敌。不把它弄干净，你连问题出在哪都看不清。”

我的态度不卑不亢，刘明被噎了一下，没再说话，只是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写着什么，大概是记录我的“低效行为”。

清洁工作整整花了半天。当这台DMG机床恢复了它原本的灰白本色，在灯光下闪烁着金属光泽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它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工业美感和压迫感。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听诊”。

我让电工师傅合上了电闸。一瞬间，机器的控制面板亮了起来，各种指示灯闪烁，冷却风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但很快，一声刺耳的警报响起，屏幕上跳出了一长串红色的德文故障代码。

“看吧，我就说，是主控模块的问题。”刘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说道。

我没理他，而是走到机器侧面，那个被撞击过的地方。我让所有人保持安静，然后，我再次拿出了我的那根金属听杆，贴在机壳上，闭上了眼睛。

车间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电流通过线路的微弱“滋滋”声。

我的耳朵，就是我的示波器。通过听杆，我可以感受到机器内部最细微的震动和电磁信号的变化。我能“听”出，主电源供电正常，各个子系统的待机信号也都在。但是，在靠近撞击点的那一块区域，我听到了一种不正常的、时断时续的微弱杂音，像是接触不良的电火花声。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找到了。”我睁开眼，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 giác的兴奋。

我拿起螺丝刀，开始拆卸那块被撞凹的侧盖板。螺丝已经有些锈蚀，我费了很大劲才拧开。当盖板被取下时，里面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束比拇指还粗的黑色线缆，被死死地挤压在变形的盖板和机身框架之间。线缆的保护层已经被磨破，露出了里面五颜六色的细线。其中几根，因为长时间的挤压和微小的震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断裂痕迹。

这束线缆，正是连接传感器和主控模块的核心数据总线！

“天哪……”刘明也凑了过来，看到这一幕，眼镜差点掉下来。他脸上的表情，从嘲讽变成了震惊，再从震惊变成了羞愧。

很显然，之前来的那些“专家”，根本就没打开过这块盖板。他们只是看了一眼电脑上的报警，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核心部件坏了。谁能想到，问题会出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接下来的工作，就进入了我的领域。这对我来说，就像外科医生做一台精密的缝合手术。

我让刘明去打印我之前找到的德文电路图，并让他帮我逐一核对线缆颜色和针脚定义。这个要求，让刘明再次愣住了。他没想到，我连这种资料都准备好了。他看我的眼神，终于开始有了一丝敬畏。

我剪断了受损的线缆，用专业的工具，一根一根地剥开绝缘层，然后用烙铁和焊锡，重新进行连接。我的手很稳，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几十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电线，在我手下被完美地接续起来，每一根都用热缩管做了绝缘处理，最后再用绝缘胶带重新包裹，做得比原厂的还要规整。

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我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全神贯注。整个车间的人，都自发地围成一个圈，默默地看着我工作。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催促。他们看我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

当最后一根线接好，我直起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通电，重启系统。”我对电工师傅说。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王宏发也闻讯赶来，站在人群外围，紧张地攥着拳头。

电闸再次合上。控制面板亮起，风扇转动……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这一次，那刺耳的警报声，没有再响起。

屏幕上显示出一行绿色的德文：System bereit。（系统就绪）

“成功了！”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

整个车间，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第5章 嗡鸣与尊严

掌声中，我却异常平静。我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

“还没完。”我说，“这只是解决了电路故障。机器能不能正常工作，精度怎么样，还得试。”

这盆冷水，让沸腾的车间瞬间又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明白，能开机，不代表能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走到操作台前，看着那复杂的德文界面，深吸了一口气。这一个月来，对着词典硬啃的几百页说明书，此刻在我脑海里像电影一样闪过。

我调出手动模式（Manueller Modus），开始逐一测试机器的各个功能。主轴启动、变速、停止，工作台X、Y、Z三轴的移动，刀库的自动换刀……每一个指令下去，机器都精准地做出回应，动作流畅，声音沉稳，充满了力量感。

它就像一头沉睡了三年的雄狮，终于被唤醒了。

刘明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在全德文的界面上熟练地操作，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他结结巴巴地问：“老……陈总工，您……您还懂德语？”

我摇摇头：“不懂。我只是把说明书上每个按钮对应的单词和功能，都背下来了。”

刘明彻底不说话了。他看着我这个只念过技校的老头子，眼神里只剩下两个字：服气。

基础功能测试完毕，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精度测试。

我让技术员把那批高精度零件的图纸拿过来，亲自编写了一段测试程序。这对我又是一个挑战。我虽然懂加工原理，但对这种先进的数控系统编程并不熟悉。我只能一边回忆说明书里的编程规范，一边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加工经验，用最基础、最稳妥的G代码，一点点地写。

这个过程又花了一个多命小时。王宏发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比我还紧张。

程序写完，我选了一块废料装夹在工作台上，关上防护门，按下了绿色的“启动”按钮。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机床内部，冷却液喷涌而出，主轴带着刀具高速旋转起来，发出悦耳的嗡鸣声。工作台精准地移动，刀具在金属毛坯上飞快地切削，银色的金属屑四处飞溅。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充满了工业的力量与美感。

十分钟后，加工完成。

当防护门打开，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零件静静地躺在工作台上时，所有人都围了上去。

“快！拿去检测！”王宏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品检部的主管，拿着零件飞快地跑向检测室。车间里，剩下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宣判。

五分钟，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品检主管拿着一份报告，一路小跑回来，脸上是难以置信的狂喜：“王总！王总！出来了！所有尺寸全部合格！最高精度，达到了0.002毫米！比图纸要求的还高！”

“轰”的一声，车间里再次爆发出比刚才还要热烈的欢呼声。几个老师傅激动地跑过来，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地说：“陈师傅，牛！太牛了！”

王宏发一把抢过检测报告，看着上面一排排完美的数据，眼圈竟然红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面前，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晃着：“老陈！不，陈总工！你……你就是我们宏发精密的财神爷！大功臣！”

我被他摇得有些站不稳，咧开嘴，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的手上，还沾着机油和焊锡的味道。但在这一刻，我感觉我找回了丢失了五年的东西。

那东西，叫做尊严。

第6章 新的齿轮

第二天一早，王宏发就在全厂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正式宣布了对我的任命。

“从今天起，陈建国同志，就是我们宏发精密技术部的总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设备维护、技术改造和人员培训工作！工资待遇，按我昨天说的办，一万五一个月，年底参与公司分红！”

台下掌声雷动。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工作服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曾经或怀疑、或轻视、或同情的目光，如今都变成了敬佩和信服，心里百感交集。

会后，王宏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给我泡了一杯上好的龙井。

“陈总工，”他递过茶杯，称呼已经改得非常自然，“昨天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得向你道歉。我一直以为，你们这些从国企出来的老师傅，就是混日子等退休，没想到……你给我上了一课。”

我端着茶杯，摇了摇头：“王总，您言重了。其实，我们那一代的技术工人，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没什么大学问，但我们爱机器，懂机器。机器不会骗人，你对它好，它就好好给你干活。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都一样。”

王宏发感慨万千：“是啊，道理是一样的。是我被现在这些花里胡哨的管理理论给迷惑了，忘了制造业的根本，还是技术和人。陈总工，以后公司的技术方面，你说了算！我只有一个要求，帮我带出一支像你一样过硬的队伍。”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王总你放心，只要我还在干一天，就不会让咱们的机器受委屈。”

我的工作，从那天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就在车间旁边，窗户正对着那台重获新生的DMG机床。王宏发还给我配了两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当徒弟，让我重点培养。

而变化最大的，是刘明。

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以前见了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现在，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我办公室，帮我把水打好，把桌子擦干净，然后拿着他的小本本，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向我请教昨天遇到的技术问题。

“陈总工，三号冲床的液压系统昨天又报警了，我查了半天没找到原因，您看……”

他不再叫我“老陈”，而是毕恭毕敬地称呼“您”和“陈总工”。我也没有拿架子，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他。我会带着他去现场，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听诊”，如何从最细微的异常中判断故障根源。

一次，我教他如何用“塞尺”和“百分表”来检测机床导轨的直线度。他看着我用最原始的工具，测出比电子水平仪还准的数据，彻底被折服了。

他由衷地对我说：“陈总工，我以前真是坐井观天。总觉得书本上的理论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才是最重要的，看不起你们这些老师傅的‘土办法’。现在我才明白，经验，是再先进的理论也替代不了的。您这一身的本事，才是我们工厂最宝贵的财富。”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小刘，理论和经验，不是对立的。它们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得一起转，车才能跑得快，跑得稳。你有文化，懂管理，这是你的优势。我呢，有点经验，这是我的长处。咱们俩，正好互补。”

我的话，让刘明若有所思。从那以后，车间的管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刘明开始推行“设备责任制”，让每个操作工都参与到自己所用设备的日常保养中来，并建立了详细的保养记录。我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设备检修流程和安全规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坏了再修”的粗放模式。

新旧观念的齿轮，在我这个老工人的推动下，开始严丝合缝地啮合、转动。整个宏发精密，焕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

那台DMG机床，成了车间的“明星”。它承担了所有高精尖的加工任务，产品合格率百分之百，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也打响了“宏发精密”在行业内的名气。

那天晚上，我揣着第一个月一万五的工资回到家。妻子张桂芬数着那厚厚的一沓钱，数着数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建国，你受苦了。”她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儿子陈浩也放假从大学回来了。他听说了我的事，眼神里充满了崇拜。他把我的故事写成了一篇作文，在学校里还得了奖。作文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让冰冷的钢铁重新歌唱。他让我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站在多高的位置，而在于他是否拥有让生锈的机器重新转动的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正的‘工匠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我看着儿子的作文，眼眶湿润了。

窗外，月光皎洁。我想起了那台DMG机床，在寂静的深夜里，它的指示灯一定还在闪烁着，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星。

我知道，我和它一样，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都没有生锈，我们只是在等待那个懂得我们价值的人，为我们重新插上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