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守占”这卷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天文书”的珍贵文物,今年5月16日在离家79年后,终于回家了。“攻守占”这三个字不仅凝聚了战国时期楚人对战争规律的思考,更在方寸帛书间构建了一个关于战争本质的认知框架:攻与守的动态平衡,以及占(预测)对二者的指导作用。这种三分法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为一种独特的军事哲学,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楚帛书作为战国时期楚国巫觋文化的产物,其“攻守占”记载植根于深厚的军事传统土壤。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形态从“礼战”向“诈战”转变,“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的宣言标志着军事思想的***性突破。在这个背景下,楚国作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南方大国,其军事实践必然伴随着深刻的理论总结。楚帛书虽以天文历法为主要内容,但其中关于“攻守占”的记载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楚人对军事规律的独特认知,他们将天象观测与军事行动相联系,形成了“观天象以定攻守”的军事占卜传统。
“攻”在楚军事思想中代表着一种进取的战争姿态。从楚庄王“问鼎中原”的雄心,到吴起变法后楚国势力的北上扩张,“攻”的哲学在楚国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楚帛书将“攻”置于首位,暗示着战国时期楚***事战略的主动性特征。考古发现的楚国青铜兵器,特别是那锐利的戈矛与精美的剑器,无不诉说着这个南方大国强大的进攻能力。楚人制造的连发弩机,其机械精巧程度远超同期中原各国,更是“攻”之艺术的技术体现。在楚人的战争哲学中,“攻”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种以实力争取话语权的政治姿态。
与“攻”相对应,“守”构成了楚军事思想的另一极。楚帛书中“守”的概念绝非消极防御,而是蕴含着“以守为攻”的辩证智慧。楚国在春秋时期构建的方城、战国时期修筑的南方长城,都是这种“守”哲学的物质载体。考古发现显示,楚国边城遗址多采用“回”字形双重城墙设计,城门设置讲究迂回出入,这些细节无不体现着“守”的艺术。楚人深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道理,将防御视为进攻的必要准备。在柏举之战中,楚军虽因盲目进攻而败于吴师,但战后楚人迅速调整战略,加强防御体系,最终实现复兴,这正是守之智慧的生动体现。
“占”作为连接攻守的桥梁,体现了楚人军事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楚帛书本身便是占验文本,其“攻守占”中的“占”指通过观测星象、自然现象来预测战争吉凶的方法。在湖北包山楚简中,我们发现了大量“择日”、“占梦”的记载,说明楚人将军事决策与天文占卜紧密结合。这种看似迷信的行为背后,实则是古人对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决策科学的一种探索,当缺乏准确情报时,他们试图通过一切可能途径(包括天象)来降低战争的不确定性。楚人的“占”绝非简单的迷信,而是系统化的军事预测学,是先秦时期“知彼知己”思想的特殊表现形式。
楚帛书“攻守占”三者的辩证统一,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军事认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攻与守不是割裂的选项,而是通过“占”的动态调节形成有机整体。当占卜显示“利攻”时,楚军便挥师北上;当兆象预示“宜守”时,楚人则修城固防。考古发现的楚***事遗址往往同时包含进攻性武器与防御工事,正是这种攻守兼备思想的具体体现。楚人深谙“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道理,其军事灵活性远超当时各国。从楚墓出土的“式法”等兵阴阳文献可见,楚人将攻守决策与时空方位、阴阳变化相联系,形成了一套高度复杂的军事运筹学体系。
楚帛书“攻守占”思想对后世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孙子兵法”“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论述,与楚人的攻守观遥相呼应;“六韬”中“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的原则,亦可视为对“占”之思想的发展。直至现代,这种强调攻守转换、注重情报预测的军事哲学依然具有生命力,信息化战争中的“OODA循环理论(观察、调整、决策、行动),与楚人”观天象-定攻守-取行动的思维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从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到当代军事战略理论,“攻守占”的智慧穿越时空界限,向我们展示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深邃。在帛书残损的丝线上,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古国的战争记忆,更是一种将军事行动与宇宙规律相联系的宏大思维。这种思维提醒我们:真正的军事智慧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对攻与守、知与行、天与人的整体把握。楚人早已消散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们留在帛书上的“攻守占”三字,却永远定格了人类对战争本质的不懈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