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中新社北京7月28日电 题：为何说崇正义是中华民族的核心追求？

作者 杨朝明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谈到所谓“正义”理论时，每每习惯以西文“justice”一词作基础，许多社会问题的论述也依此而展开。现在学者们清晰地看到，随着“西学”的强势进入，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遇冷，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正义论”传统“集体失语”。殊不知，中国的“正义”学说更加根深叶茂、内涵丰富，是核心价值观念的深厚土壤和牢固根基。

尧舜时代已开始思考正义问题

黄玉顺教授系统研究了“中国正义论”，在他看来，中国有两条基本正义原则：一是“正当性原则”，其中包含“公正性”和“公平性”两个准则；二是“适宜性原则”，也包含“地宜性”和“时宜性”两个准则。按《尚书序》的说法：“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尧典》说帝尧的政治具备了这样的原则：“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舜之治成为政治治理的样板，在于他们深入思考“天之历数”，思索在“人心”与“道心”之间“允执厥中”。根据《尚书》记载，上古时期人们深刻思考和实践社会管理的中正、正当、合宜，如“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如“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关于尧舜传说的壁画。中新社记者 赵伟 摄

礼乐文化是崇尚正义的最佳体现

在古代中国，全社会有一个共同价值基础，这就是“礼”，它从神圣、德性、程序、器物等不同向度确定着权力的合法性。礼乐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荦荦大端，考古学家证实，中国在跨进文明门槛时，礼乐文化已趋发轫和形成。夏、商、周三代礼制因革损益，周礼已经具有了很高水准，故孔子尊崇周公，推重周礼。周礼是人文文化，具有别嫌疑、济变、弥争的功能。《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礼，则天地之体。”又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对于礼的天然合理性，孔子说“夫礼者，理也”“君子无礼不动”；孔子又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尊尊而亲亲”，所以《尚书》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正如基督教博爱精神、神圣观念在于重视爱、敬那样，中国则将爱、敬精神贯穿于整个礼乐文明，深深扎根于基于父子亲情的孝悌之道。

以“天命”为参照，在整体中定位

古代王朝常借助一定的仪式与典礼表示自己“奉天承运”，这源自政权的天命合法性追求。在儒家语境中，“君子贵乎天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特别主张君子要“畏天命”。《尚书》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西周初年，周人认识到天命就是天意，天意就是民意。儒学大师们通过诸如“王霸”“义利”“人禽”等的系列论辩，为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的正义确立内涵和价值标准。俞荣根先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中说：“礼义、仁或仁义、天道、天理便是儒家法哲学中的理想法，是儒家之法的价值本体，是他们用来判断现实社会的法律和法制的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儒家法文化的批判精神确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义，它包含了良法观念，包含了正义和公道。”

儒家中庸的本质是用中之学。“中”是指对关系的双方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说文》曰“用也”，东汉经学家郑玄说《中庸》“记中和之为用”。评人论事之“中”或“不中”，要对标“天命”。世间万物，各有其价值，各有其位置，贵在做好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节奏。老子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门楣上“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几乎语之相通。

山东泰安万人祈福活动。中新社发 张子秋 摄

早期思想家关于“正义”的论述

正，后人从文字上解读为“守一以止”。老子说“道生一”“载营魄抱一”；孔子说礼“必本于太一”“吾道一以贯之”。在这样的思维中，每个人都明德、知止，端身正己而“思无邪”，最后社会达到至善。这样的思维不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而是主张絜(xié)矩成人，至诚无息，执中而立，具有深邃的动力和发展持续性。

义，为“五常”之一，有“正义”之意。它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范畴，《中庸》说“义者，宜也”，“义”一定正，不正何“义”？《墨子·天志中》说“义者，正也”。在先秦儒家大师中，孔子曰“仁”曰“义”，孟子则讲“仁义”，荀子则首提“正义”，如《荀子·正名》曰“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义”包含人之行为的正当与公正，也包含社会制度评判的合宜与公平。认真对比分析，不仅西人“正义论”的基本内容尽在其中，且意涵更丰富。

中国早期正义论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价值观与方法论，是通往中心坐标的最优路径、至佳选择。儒家十分看重“爱”与“敬”，《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与”。美国的爱默生说：“我们确信，武力会招致另一种武力，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实现彻底的***。”对于爱与正义，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信奉全然而彻底。

任何理论的探讨必须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人们必须知道，中华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我们要正确认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理解中国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创造。先民们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讲究注焉不满，酌焉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敬天祈福”盛典。中新社发 张子秋 摄

“天下为公”是中国崇正义的集中体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孔子的社会政治理想，他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说文解字》说“背私为公”，“公”即“公共意识”“公共道德”。中国儒家讲求“角色伦理”，也就是人各正其名，各尽其职，这样的伦理要求特别注重一个人作为“小我”在“大我”中的一个部分，强调集体意识、先公后私，强调“私”服从于“公”。孔子认为，尧、舜、禹、汤、文、武时代是“有道”之世，人们以天下为公。在这里，“公”还可理解为“共”。“天下为公”是说人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中，应该休戚与共，协同一致。

“天下为公”体现的正义论是人心和顺、世道和谐、社会大同的前提。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它首先表现为社会秩序上的和谐与和顺。“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今天，“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理想与追求。现存于《孔子家语》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论，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正义篇，是儒家仁学正义论的代表作。

英国作家贡布里希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的共同生活了几千年。”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博士说：“当今一个成功、昌盛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孔子思想不在“一时一地”，它包含了“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古人之全”，所以《庄子》说“内圣外王之道”是“道术”而不是“方术”。

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些决定于中华文化的特点、特性与特色，决定于我们的哲学智慧和文化气象。国人在忙于为“优秀的传统”制作“得体的时装”时，还要更多地在认真理解“优秀的传统”上下功夫。(完)

作者简介：

杨朝明，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担任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出版《周公事迹研究》《鲁国历史与文化》《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孔子家语综合研究》《儒学精神与中国梦》《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