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
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
可我没考上大学，差了十几分，成了待业青年。
我爸在红星机械厂干了一辈子，是个八级钳工，说出去名头响当当。他托了人，走了关系，把我塞进了厂里。
不是正式工，是学徒。
进厂那天，天蓝得像块刚洗过的布。
我穿着我爸的旧工作服，袖子长了一截，空荡荡的，心里却塞得满满的。
是那种年轻人特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豪情。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要从这里，从这片轰鸣的钢铁森林里，正式起航了。
人事科的干事领着我穿过一间间巨大的厂房。
空气里一股机油、铁屑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带着点甜腥味儿的空气。
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声响。车床转动的嗡嗡声，砂轮摩擦的尖叫声，老师傅们中气十足的吼声，还有无处不在的，钢铁与钢铁碰撞时发出的铿锵之音。
这一切没有让我害怕，反而让我兴奋。
我觉得这声音充满了力量。
这就是工业的脉搏，是国家的脉搏。
我被分到了三车间，精密加工车间。
车间主任是个姓张的胖子，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领到一个老师傅面前。
“刘师傅，给你带个徒弟来。”
“叫李卫东，老李的儿子，人机灵，你多带带。”
我眼前的老师傅，就是刘国忠，我们车间里技术最好，资格最老，也最沉默寡言的八级车工。
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全是褶子，像被水泡皱的核桃。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上面溅满了黑色的油点，一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疤，指甲缝里全是抠不干净的油污。
他当时正在擦拭一台青绿色的车床，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听到张主任的话，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下。
那眼神很平静，但又像能穿透我的衣服，看到我心里去。
我有点紧张，赶紧鞠了一躬，大声说：“刘师傅好！”
他没应声，只是点了点头，又低下头去继续擦他的车床。
张主任大概是习惯了他的脾气，冲我挤了挤眼，就背着手走了。
我就那么尴尬地站在原地，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车间里的其他人都偷偷朝我这边看，有几个年轻的学徒还在窃窃私语，脸上带着看好戏的笑。
过了足足有五分钟，刘师傅才把最后一块抹布叠好，放进工具箱。
他站直了身子，对我说：“跟我来。”
他的声音沙哑，没什么感情。
他带着我把车间逛了一圈，指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机器，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这是C6140，普通车床，以后你先从这个练起。”
“那是牛头刨，那是龙门铣，那是万能磨……”
他的语速不快，但我得竖起耳朵才能听清。
最后，他领我走到了车间的尽头，一个光线有点暗的角落。
那里，静静地停着一台机器。
它比车间里任何一台机器都要庞大，造型也更复杂，通体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帆布，上面落满了灰尘，像一头蛰伏的巨兽。
周围空荡荡的，没有工具，没有零件，地上画着一圈醒目的黄线，仿佛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区。
刘师傅停下脚步，指着那头“巨兽”。
他的表情第一次有了变化，变得异常严肃。
他对我说：“年轻人，记住我的话。”
“车间里所有的机器，你都可以学，可以摸。”
“但是那一台，别碰。”
“永远别碰。”
我愣住了。
为什么？
我的脑子里瞬间冒出无数个问号。
那台机器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那么神秘，为什么不能碰？
是它太金贵，怕我弄坏了？还是它有什么危险？
我看着刘师傅，他的眼神不容置疑，像是在宣布一条铁律。
我心里那点年轻人的逆反心理，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
越是不让碰，我越是好奇。
但我嘴上不敢问，我能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话题。
我只能用力地点了点头：“知道了，师傅。”
我的学徒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刘师傅是个严厉的老师。
他教我的第一件事，不是开动机床，而是磨刀。
车刀。
他给了我一根黑乎乎的刀杆，一块又粗又重的磨石，然后告诉我各种角度的要领。
“前角，后角，刃倾角，一个都不能错。”
“手要稳，心要静。什么时候你磨出的刀，能把一根头发丝吹断，你才算出了第一师。”
我一开始不以为然。
不就是磨个刀吗？有什么难的。
结果一上手，我就傻眼了。
我的手根本不听使唤，磨出来的刀刃歪歪扭扭，不是角度不对，就是表面坑坑洼洼。
刘师傅也不骂我，他就拿过我磨废的刀杆，在砂轮上“滋啦”几下，火星四溅，一眨眼的功夫，一把锋利、光滑、角度完美的车刀就出现在他手里。
然后他把刀递给我，什么也不说，让我自己体会。
那是一种无声的碾压。
我憋着一股劲，天天泡在工具间里磨刀。
手掌磨出了血泡，血泡又磨成了老茧。
车间的老师傅们都笑我：“小李，又在‘修炼’呢？”
“刘师傅这手绝活，可不是那么好学的。”
我跟车间的其他学徒也渐渐熟了。
跟我一批进来的，还有个叫王强的，他爸是厂里的一个中层干部。
王强人很活络，嘴甜，见谁都“哥啊姐啊”地叫，很会来事。
他不像我，被分给了最严厉的刘师傅。他的师傅是个快退休的老好人，对他很宽松。
所以王强总有时间在车间里瞎逛，跟这个聊两句，跟那个递根烟。
他看我天天在那儿埋头磨刀，就凑过来说风凉话。
“卫东，我说你也太实诚了。”
“刘老头就是个怪脾气，故意折腾你呢。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师徒相传那套封建糟粕。”
我懒得理他。
他见我不搭腔，又神神秘秘地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哎，你知道刘老头为什么不让你碰那台大机器吗？”
我的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
这正是我心里最大的疙瘩。
我装作不在意地问：“为什么？”
王强得意地笑了笑：“因为那台机器‘吃’过人。”
我心里一惊：“吃人？什么意思？”
“就是出过事呗！”王强说得绘声绘色，“听说几年前，有个学徒，跟你一样，也是年少轻狂，不听劝，偷偷去开那台机器，结果一只手直接被卷了进去，当场就废了！”
“从那以后，那台机器就被封了，谁也不敢碰。”
我听得后背有点发凉。
一只手……就那么没了？
王强看我脸色变了，更来劲了：“还有人说，那机器是从德国进口的，邪性得很。咱们厂的技术根本玩不转，以前为了它，还死过人呢！”
死过人？
这个说法比卷进去一只手更让我感到震惊。
在那个年代，工厂里出个工伤事故不稀奇，但要是闹出人命，那就是天大的事了。
“真的假的？”我将信将疑。
“谁知道呢。”王强耸耸肩，“反正大家都这么传。尤其是刘老头，他对那台机器宝贝得跟眼珠子似的，谁靠近一点他都得瞪你半天。”
“我猜啊，当年出事的那个学徒，八成就是他的徒弟。”
王强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
从那天起，我每次看到那个被帆布覆盖的庞然大物，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好奇里，多了一丝敬畏和恐惧。
我开始偷偷地观察它。
我发现，每天下班，当所有人都走光了，刘师傅都会独自走到那个角落。
他不会揭开帆布，只是站在黄线外，静静地看上一会儿。
有时候是几分钟，有时候是十几分钟。
他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特别孤独，也特别沉重。
那感觉，不像是在看一台机器，倒像是在……祭奠什么。
这让我更加相信王强的说法。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的磨刀技术终于得到了刘师傅的认可。
他检查完我磨的最后一根车刀，用粗糙的拇指在刀刃上轻轻滑过，然后点了点头，吐出两个字：“还行。”
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亚于天籁之音。
我知道，我终于可以上机操作了。
刘师傅开始手把手地教我开车床。
从最简单的车一个光轴开始。
“手要稳，进刀要匀。”
“耳朵要听，听声音对不对。”
“眼睛要看，看铁屑的颜色和形状。”
“好的车工，不用卡尺，用手一摸，就知道尺寸差了几个丝。”（“丝”是工厂里的行话，1忽米，即0.01毫米）
我把他的话奉为圣旨，每一个字都刻在心里。
我发现我好像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
我的手很稳，对尺寸的感觉特别敏锐。
刘师傅教一遍的东西，我很快就能掌握。
不到半年，我已经能独立完成一些不太复杂的零件加工了。
我的进步，连刘师傅都有些意外。
有一次，他看着我加工完的一个零件，用游标卡尺量了又量，然后又用他那双“人肉卡尺”的手摸了又摸，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抬起头，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光。
“小子，有点你爸当年的影子。”
这是他对我最高的评价。
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
我和刘师傅的关系，也从一开始的敬畏，慢慢多了一丝亲近。
他话依然很少，但会在我遇到技术难题时，不厌其烦地给我画图讲解。
他会在我下班晚了的时候，从他的饭盒里分一半馒头给我。
他看我工作服的袖子磨破了，会让他老伴帮我缝补好。
他就像一个沉默的父亲。
我越来越依赖他，也越来越尊敬他。
但我心里的那个疙瘩，始终没有解开。
那台神秘的机器。
随着我的技术越来越好，我对它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
我觉得，那台机器，就像是横在我面前的一座高山。
只有征服了它，我才算真正出师，才能超越刘师傅。
我旁敲侧击地问过车间里其他的老工人。
但一提到那台机器，所有人都讳莫如深。
“小李啊，别瞎打听。”
“那玩意儿，不是咱们该碰的。”
“听你师傅的，没错。”
他们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这里面有天大的秘密。
有一次，厂里组织技术比武。
我代表我们车间，拿了青年组车工的第一名。
张主任在车间大会上点名表扬我，给我戴上了大红花。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王强在一旁酸溜溜地说：“拿个第一有啥了不起的，有本事，你去把那台‘镇车间之宝’给开起来啊。”
他声音不大，但刚好能让我和周围几个人听到。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是啊，我连车间里最厉害的机器都不敢碰，算什么第一？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脑子里全是那台机器的影子。
它像一个巨大的谜团，一个无声的嘲讽，在不断地诱惑我。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要去看看，那帆布下面，到底是什么。
我算好了时间。
每个周三，刘师傅要去厂里的技术委员会开会，会走得很晚。
那天，我磨蹭到最后一个下班。
车间里空无一人，只剩下几盏昏黄的照明灯。
巨大的机器们像一头头睡着的野兽，静谧又压抑。
我的心“怦怦”直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一步步走向那个角落。
越过那条黄色的禁戒线时，我感觉自己的腿都在发软。
我终于站到了那台机器面前。
一股冰冷的、带着陈年灰尘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伸出手，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
我抓住了帆布的一角。
然后，用力一掀！
“哗啦”一声，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帆布下面，并不是我想象中锈迹斑斑的样子。
机器的漆面是深邃的墨绿色，虽然落了些灰，但依然能看出保养得极好。
它的结构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各种仪表盘、手轮、操作杆，密密麻麻，像一架飞机的驾驶舱。
在机身最显眼的位置，有一块铭牌。
我凑近了，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了上面的字。
那不是中文，也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一种外文。
是一种充满了工业美感的，流畅又严谨的字母。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Walter P-400.
Made in West Germany.
西德！
我的心猛地一缩。
在80年代初，西德的机械，那就代表着世界最高水平。
是传说中的存在。
我们厂里最先进的设备，也不过是苏联和捷克的。
这台机器，居然是西德货！
难怪，难怪它如此与众不同。
我像一个发现了宝藏的孩子，贪婪地打量着它的每一个细节。
它的导轨，光滑如镜，没有一丝划痕。
它的手轮，转动起来，顺滑、沉重，带着一种独特的阻尼感，那是一种精密到极致的机械之美。
我甚至能闻到，从机器内部散发出的，一种特殊的润滑油的香气。
这根本不是一台废弃的机器！
这是一台随时可以启动的，处于巅峰状态的精密仪器！
可为什么，要把它封存在这里？
就在我抚摸着一个冰冷的金属手轮，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
一个沙哑的声音，像一道惊雷，在我身后炸响。
“你在干什么！”
我吓得魂飞魄散，猛地一回头。
刘师傅就站在我身后，脸色铁青。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像个幽灵一样。
他的眼睛里，不再是平日的平静，而是燃烧着一团我从未见过的怒火。
那是一种混杂着失望、痛苦和愤怒的复杂情绪。
“师傅……”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当场抓住的小偷，无地自容。
“我跟你说过什么？”他的声音在颤抖，“我跟你说过，不准碰它！”
他一步步向我走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他猛地扬起了手。
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准备迎接那记耳光。
我知道，我活该。
我辜负了他。
但是，那记耳光迟迟没有落下。
我等了很久，慢慢睁开眼。
刘师傅的手，停在半空中，微微发抖。
他脸上的怒火，渐渐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悲伤。
他缓缓地放下手，转过身，看着那台暴露在灯光下的机器。
他的眼神，变得很远，很远。
“你走吧。”他背对着我，声音沙哑。
“师傅，我错了……”我急切地想解释。
“走！”他突然怒吼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被他吼得一哆嗦，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我狼狈地，几乎是逃也似的，跑出了车间。
那一晚，我彻底失眠了。
我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刘师傅那双悲伤的眼睛。
我意识到，我可能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深的伤口。
那台机器，对他来说，绝不仅仅是一台机器那么简单。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上班。
我准备好了接受任何惩罚，哪怕他把我赶出师门。
可刘师傅见到我，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依然沉默地干着他的活，依然在我操作失误时，用最简洁的语言指点我。
但他再也没有看过我一眼。
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堵无形的墙。
那种冷漠，比打我一顿，骂我一顿，更让我难受。
我试着跟他说话，他要么不理，要么就用“嗯”、“哦”来回应。
我给他带我妈做的包子，他看都不看，就放在一边。
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
或者说，他对我失望透顶了。
车间里的气氛也变得很诡异。
所有人都知道我惹刘师傅生气了。
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同情和一丝责备。
王强更是幸灾乐祸。
“李卫东，行啊你，有种！”他冲我竖起一个大拇指，脸上全是嘲讽，“把刘老头的逆鳞都给摸了，我看你这学徒是当到头了。”
我没心情跟他斗嘴。
我只想挽回我和师傅的关系。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一天天过去。
我工作得比以前更卖力，更小心翼翼。
我希望能用我的表现，来弥补我的过错。
但我所有的努力，都像是石沉大海。
刘师傅对我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
我开始感到绝望。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天，厂里接到了一个紧急的军工任务。
是为一种新型的导弹，加工一个核心的陀螺仪支架。
这个零件的精度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0.002毫米，也就是2个微米。
我们厂里所有的精密车床，理论上的最高精度也只能达到0.005毫米。
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厂里所有的技术大拿，包括厂长和总工程师，都聚在了我们车间。
他们拿着图纸，围着我们车间最先进的那台捷克产的精密车床，讨论了一天一夜。
试了好几个方案，废了好几块昂贵的特种合金材料，结果都一样。
失败。
不是尺寸超差，就是表面光洁度不够。
眼看着交货日期一天天逼近，厂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不仅会影响到国家的重点项目，我们红星厂的声誉，也就算是砸了。
张主任急得嘴上起了好几个大泡。
厂长天天蹲在车间，愁得头发都白了好几根。
那天下午，又是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总工程师把手里的游标卡尺往桌上一摔，叹了口气。
“不行，我们的设备，达不到这个精度。”
“除非……有奇迹发生。”
整个车间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垂头丧气。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刘师傅，突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片死寂中，却异常清晰。
“还有一个办法。”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了他身上。
厂长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老刘，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刘师傅没有立刻回答。
他转过身，目光投向了车间那个昏暗的角落。
投向了那台被帆布覆盖的，沉睡的巨兽。
所有人的目光，也都跟随着他，看了过去。
车间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所有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总工程师的脸色变了：“老刘，你是说……用那台‘瓦尔特’？”
“不行！”他立刻否定道，“绝对不行！那台机器的情况太复杂，风险太大了！”
厂长的脸上也露出了犹豫和忌惮的神色。
“是啊，老刘，那台机器已经封存好几年了，当年……”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刘师傅打断了他。
“现在，除了它，还有别的选择吗？”
他的反问，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是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厂长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巨大的决心。
“老刘，你有几成把握？”
刘师傅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我好几年没碰它了。”
“但是，值得一试。”
厂长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一跺脚。
“好！”
“就听你的！”
“出了任何问题，我一个人担着！”
决定下达后，整个车间的气氛都变了。
一种混杂着紧张、恐惧和期待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
几个老师傅走上前，帮着刘师傅，一起去揭那台机器的帆布。
当那台墨绿色的“瓦尔特P-400”重见天日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它就像一位沉睡多年的王者，即将苏醒。
刘师傅亲自给机器通了电，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他拧开一个阀门，给导轨注上新的润滑油。
他换上新的刀具，一遍遍地校准。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仪式感。
而我，只能远远地站着。
我没有资格靠近。
我看到王强也在人群里，他的脸上，第一次没有了那种玩世不恭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和我一样的，混杂着好奇和敬畏的神色。
准备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傍晚时分，刘师傅终于直起了腰。
他对厂长点了点头：“可以了。”
所有人都围了上来，但又很自觉地在黄线外停住了脚步。
厂长把那块价值不菲的特种合金毛坯，亲手交到了刘师傅手里。
“老刘，拜托了。”
刘师傅接过零件，没有说话，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坐到了机器的操作台前。
那一瞬间，我感觉他的整个气场都变了。
那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甚至有些佝偻的老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精密机器融为一体的，专注到极致的艺术家。
他按下了启动按钮。
没有想象中的轰鸣。
只有一阵极其轻微的，如同电流穿过的“嗡嗡”声。
那声音，顺滑，绵密，充满了力量的质感。
所有人都被这声音镇住了。
这就是顶级工业的魅力吗？
刘师傅开始操作。
他的双手在那些复杂的操作杆和手轮上舞动，时而快如闪电，时而稳如磐石。
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旋转的工件和飞溅的铁屑。
那铁屑，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粗糙的条状，而是像一缕缕蓝色的青烟，轻盈地飘散开来。
所有人都知道，那是金属在达到完美切削状态时，才会呈现出的颜色。
整个车间，除了机器那轻微的嗡鸣，再也没有任何声音。
所有人都成了雕像。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看着刘师傅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崇拜。
这，才是真正的八级车工。
这，才是真正的“人机合一”。
我突然明白了，我之前的那些成绩，那些沾沾自喜，在他面前，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
加工的过程，漫长而煎熬。
每一个进刀，每一次走刀，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终于，随着刘师傅按下停止按钮，机器的嗡鸣声戛然而止。
他取下了那个已经被加工成型的零件。
那是一个形状复杂的支架，在灯光下，闪烁着金属独有的，冷冽而华丽的光泽。
总工程师第一个冲了上去，几乎是抢过了那个零件。
他戴上眼镜，拿出高倍放大镜，翻来覆去地看。
然后，他颤抖着手，把零件放到了检测台上，用我们厂里最精密的，从瑞士进口的三坐标测量仪进行检测。
所有人都围了过去，把检测台围得水泄不通。
我也挤了进去。
我看到，屏幕上，一排排的数据跳了出来。
最后的结论是：所有尺寸公差，全部在0.0015毫米以内。
表面光洁度，达到了镜面级别。
完美！
是超越了图纸要求的完美！
人群中，先是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起了掌。
接着，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整个车间。
所有人都疯了。
大家欢呼着，拥抱着。
张主任抱着总工程师，两个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厂长紧紧握着刘师傅的手，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刘师傅，这位创造了奇迹的英雄，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悦。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台“瓦尔特”，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深深的悲伤。
他慢慢地，用手抚摸着冰冷的机身，就像在抚摸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
他喃喃自语，声音小到只有离他最近的我才能听到。
“建华，看到了吗？”
“爸……没给你丢人。”
建华？
刘建华？
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我的记忆。
我突然想起来，我爸跟我提过。
刘师傅，曾经有一个儿子。
一个比他更有天赋的，被誉为红星厂百年不遇的机械天才。
可是在很多年前，出意外，死了。
难道……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形成。
难道当年死在……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看着刘师傅那佝偻的背影，看着他那布满老茧，此刻正微微颤抖的手。
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准任何人碰这台机器。
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每天下班后，都要在这里站一会儿。
我明白了，那天晚上，他看到我私自揭开帆布时，为什么会有那样愤怒而又悲伤的眼神。
这台机器，不是“吃”人。
它是“吃”掉了他的心。
吃掉了他生命中，最引以为傲，也最沉痛的一部分。
它不是一台机器。
它是他儿子的墓碑。
那一刻，我为我之前的无知和鲁莽，感到无地自容。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庆功会开了三天。
刘师傅成了全厂的英雄，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但他都拒绝了。
他只提了一个要求。
把那台“瓦尔特P-400”，重新封存起来。
厂长和总工程师都不同意。
这么一台神兵利器，怎么能再让它睡大觉？
他们想成立一个攻关小组，让刘师傅带着几个技术骨干，彻底把这台机器的性能研究透。
他们甚至想让我加入这个小组。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刘师傅在操作时，我离他最近，看得最清楚。
他们觉得，我是刘师傅最好的继承人。
可是，刘师傅的态度异常坚决。
“这个任务完成了，就让它歇着吧。”
“我们厂，现在还养不起这么金贵的玩意儿。”
“谁要是再打它的主意，就先从我刘国忠的尸体上跨过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带着一种决绝的，不容商量的气势。
厂领导们没办法，只能答应了他。
于是，那台刚刚创造了奇迹的“瓦尔特”，又被盖上了厚厚的帆布。
那个角落，又恢复了往日的沉寂。
只是这一次，所有人看它的眼神，都变了。
从忌惮和恐惧，变成了尊敬和崇拜。
而我和刘师傅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不再对我冷冰冰的。
他会主动跟我说话了。
他会重新检查我的工件，指出我的不足。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了车间外面的小树林里。
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工作之外，进行交流。
他递给我一根烟，他自己也点上了一根。
我们俩就这么沉默地抽着。
烟雾缭绕中，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更加沧桑。
“卫东。”他先开了口。
“师傅。”我赶紧应道。
“你想知道，那台机器的故事吗？”
我心里一颤，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缓缓地，开始讲述。
那是一个比王强口中的八卦，比我的任何想象，都要沉重得多的故事。
那台“瓦尔ter P-400”，是国家在六十年代末，通过特殊渠道，花费了天价的外汇，从西德秘密引进的。
它的使命，是为一个代号“714”的绝密项目，攻克最核心的技术难关。
当时，我们国家正在研发自己的第一代洲际导弹。
而导弹的制导系统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精度要求极高，我们自己的技术和设备，根本无法实现。
这台“瓦尔特”，就是为了加工那个部件而来的。
而负责操作这台机器的，是一个刚刚从哈工大毕业的，年仅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他就是刘师傅的儿子，刘建华。
“建华那孩子，从小就聪明。”刘师傅的眼睛看着远方，陷入了回忆。
“他对机器，有种天生的感觉。我这点手艺，他看几遍就会了。厂里的老师傅都说，他是为机械而生的。”
“他进了厂，所有人都当他是宝贝。厂里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把他当未来的总工程师培养。”
“接到‘7114’项目的时候，他才二十二岁，已经是技术攻关小组的组长了。”
“那台‘瓦尔特’运到厂里的时候，只有德文说明书，跟天书一样。是建华，带着几个大学生，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啃，花了一个月，硬是把几百页的说明书给翻译了出来。”
“然后，又是没日没夜地调试，摸索。那孩子，就像着了魔一样，吃住都在车间里，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刘师傅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他太想成功了，太想为国家争口气了。”
“压力太大了。上面天天来人问进度，每一个零件的材料，都比黄金还贵，浪费不起。”
“终于，到了最后攻关的阶段。”
“那天晚上，他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加工。他对我说，‘爸，等我完成了这个，咱们国家的导弹，就能打得更准了！’”
“我当时还挺高兴，让他别太累，注意身体。”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是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刘师傅的眼圈红了。
他掐灭了烟头，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使劲搓了搓脸。
“那天晚上，他失败了。”
“就因为一个千分之一毫米的误差，一个价值几十万的零件，在他手里，成了一堆废铁。”
“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项目失败了，他觉得是自己辜负了国家的期望，是个罪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就在那台‘瓦尔ter’旁边，用一根电线……”
刘师傅说不下去了。
一个年过半百的，坚强了一辈子的老人，在我的面前，像个孩子一样，泣不成声。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揪住了。
我终于明白了，那份悲伤的源头。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伤事故。
那是一个天才的陨落，是一个父亲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也是一个时代，在艰难前行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碰过那台机器。”
“我恨它。”
“我看到它，就想起建华。想起他当时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的样子。”
“我把它封起来，不让任何人碰，我是怕……怕再出同样的事。”
“建华那孩子，就是太要强了，太想证明自己了……跟你，有点像。”
他抬起头，用那双通红的眼睛看着我。
“卫东，我那天晚上对你发火，不是真的怪你。”
“我是怕你，走上他的老路。”
“我怕你也被这台机器给‘吃’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师傅，对不起！”
“我对不起您！”
我磕着头，泪水和泥土混在一起。
刘师傅没有拉我。
他就那么看着我，任由我发泄着内心的愧疚。
很久之后，他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起来吧，傻小子。”
“都过去了。”
他把我扶了起来，拍了拍我身上的土。
“那天，看你站在那台机器前，我就在想，也许，这就是命。”
“建我华没能完成的事，或许，就该由你来完成。”
“你做得很好，卫东。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建华在天有灵，也该安息了。”
那天，我们在小树林里，聊了很久。
从那天起，我们才真正成为了师徒。
成为了，可以交付性命和内心的，父子。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几年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了车间里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我结了婚，生了孩子。
刘师傅，也退休了。
他退休那天，什么欢送会都没要，只是默默地收拾好他的工具箱，然后，又独自一人，走到了那个角落。
他站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冲着那台盖着帆布的机器，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地耸动。
九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
我们红星厂，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庞然大物，也没能幸免。
订单越来越少，效益越来越差，工人们开始下岗。
车间里，往日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渐渐变得稀疏。
人心，也散了。
曾经那些以身为红星厂工人为荣的老师傅们，一个个唉声叹气，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王强，靠着他爸的关系，下海经商，据说混得不错。
而我，因为技术过硬，留了下来，成了车间主任。
但我这个主任，当得一点也不风光。
我每天的工作，不是组织生产，而是安抚下岗工人的情绪，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矛盾。
车间里，一半以上的机器都停了，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我刚进厂时，看到那台“瓦尔特”一样。
我常常一个人，在空旷的车间里走。
看着那些熟悉的，冰冷的机器，心里说不出的酸楚。
一个时代，就这么过去了。
刘师傅退休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时常去看他。
他已经很少说话了，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外面。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突然拉着我的手，颤颤巍巍地，从床头的一个小木箱里，拿出了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卫东，这个……给你。”
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用钢笔画的图纸和写下的笔记。
字迹，隽秀而有力。
那是刘建华的笔记。
是当年他研究那台“瓦尔特”时，留下的心血。
“留着……或许有用。”刘师傅断断续续地说。
“别让那台机器……真的就那么睡死过去。”
我握着那本沉甸甸的笔记，点了点头。
“师傅，您放心。”
没过多久，刘师傅就走了。
走得很安详。
葬礼上，来了很多我们厂的老工人。
大家看着遗像上那个沉默的老人，都红了眼眶。
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八级车工。
我们失去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种精神的象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
已经改制为股份公司的红星集团，接到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大订单。
是为一家世界顶级的汽车公司，生产发动机里的一个高精度传动轴。
对方的要求，苛刻到了变态的程度。
集团里，从美国、日本引进的最新数控机床，都无法满足他们的公差要求。
整个项目，陷入了僵局。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想起了那台机器。
那台在角落里，已经沉睡了将近三十年的，“瓦尔特P-400”。
我找到了集团的董事长，也就是当年的王强。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挺着啤酒肚，满面红光的中年人了。
当我提出，要启用那台老古董时，他愣了半天。
“卫东，你没开玩笑吧？”
“那玩意儿，比咱们的爹岁数都大，还能用吗？”
“能。”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我拿出了刘建华的那本笔记。
我告诉他，这台机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我告诉他，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让我们红星厂，重新找回尊严和荣耀的机会。
王强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但他最终，还是被我说服了。
“好，我信你一次。”
“需要什么，人，钱，你尽管开口。”
“但如果失败了，你知道后果。”
我没有退路。
我带着我的团队，一群和我当年一样年轻，但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技术员。
我们重新揭开了那台机器的帆布。
它老了。
墨绿色的漆面，已经有些斑驳。
但它的筋骨，依然在。
我们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对着刘建华的笔记，对着那些早已泛黄的德文图纸。
我们更换了老化的线路，清洗了堵塞的油路，重新编写了控制程序。
我把刘师傅教我的一切，把我这二十多年积累的所有经验，都倾注了进去。
那三个月，我几乎没回过家。
我感觉，我不是在修理一台机器。
我是在和两个时空的人对话。
一个是三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却最终陨落的天才，刘建华。
一个是二十多年前，那个沉默如山，却用生命守护着一份承诺的父亲，刘师傅。
他们的精神，通过那本笔记，通过这台机器，传递到了我的手上。
终于，机器重新启动了。
当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轻微的“嗡嗡”声再次响起时。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最终的加工，由我亲自操刀。
我坐到那个熟悉的位置上，握住那冰冷而沉重的手轮。
我感觉，刘师傅就站在我的身后。
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卫东，手要稳，心要静。”
我成功了。
我们加工出的零件，精度完美地征服了挑剔的德国人。
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用一台四十年前的老机器，手工做出来的。
他们派了专家团，专程来考察。
当他们看到那台“瓦尔特P-400”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带队的德国老专家，抚摸着机身上的铭牌，激动得像个孩子。
“天哪，是瓦尔特！是P-400！”
“我以为，这个型号，早就已经绝迹了！”
“你们，你们竟然把它保养得这么好！”
“这是我们德意志工业的骄傲，也是你们中国工人的奇迹！”
那一刻，站在那群金发碧眼的德国人面前。
我，李卫东，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工人。
我挺直了我的腰杆。
后来，那家德国公司，不仅给了我们大批的订单，还提出，要出高价，回购这台“瓦尔特P-400”，把它放进他们的工业博物馆里。
王强很心动。
那是一笔天价。
但我拒绝了。
我对他说：“王董，这台机器，它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德国人。”
“它属于一个叫刘建华的年轻人。”
“属于一个叫刘国忠的老工人。”
“属于我们红星厂，那段死过，又活过来的历史。”
“它是个念想，也是个警钟。”
“它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曾经为什么而骄傲。”
“多少钱，都不能卖。”
王强看着我，看了很久。
最后，他笑了。
“卫东，你他娘的，还是跟当年一样，又臭又硬。”
“不过，我听你的。”
如今，我快退休了。
那台“瓦尔特P-400”，依然静静地停在那个角落。
它没有再被盖上帆布。
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成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成了我们新一代工人心中的“圣物”。
每个新入厂的年轻人，我都会带他们到这里来。
我会给他们讲这台机器的故事。
讲刘师傅，讲刘建华。
讲那个激情燃烧，也充满悲壮的，属于我们的八十年代。
我会对他们说：“年轻人，看看这台机器。”
“记住它。”
“别忘了，我们这身工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