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必定有积累万金财富的大商人；拥有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必定有积累千金财富的商人。这是因为利益会向某些人集中。”（国家只要）计算农业生产，衡量粮食储备，就足够（维持）了。管子又说：“一旦调控物价、征收赋税能按时进行，那么市场就能稳定。”要让有万户人家的城镇必定有万金的积蓄，藏钱千万；有千户人家的城镇必定有千钟粮食的积蓄，藏钱百万。说的是要以农业为根本，以商业为末节，根本和末节相互协调平衡，这样那些大商人和富豪之家就不能有丝毫的掠夺。

莆田并非（行政意义上的）郡邑，但田赋却位列全省第一位，以全国统计，当时位列第四位。莆田也并非通商口岸，但关税位列全省第三，这是因为此处不设海关，所以本地货物的输出缺乏（记录），而人们不吝惜钱财，所以外国货物的销售市场加倍旺盛。这并非是莆田的福气。凡是通商口岸的有利之处，必定是其出口超过进口。即使做不到出超，能做到进出口平衡，也还不失为有利；如果是进口超过出口，那么财力就会窘迫了，但商人却不知道这个道理。商人只希望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不顾。商业自由竞争，（商人）各自竭尽智谋能力来达到经济上的欲望。等到竞争激烈时，供给的数量往往超过需要的数量，结果所得到的就与希望相反，（他们）只会归咎于市场行情不好、社会购买力衰退。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尝试推究根本与末节，以便让善于经商的人（能够）进行改良。

商业最看重资本。（莆田商人中号称实力雄厚的，豆饼商居第一位，桂元商居第二位，布商居第三位，京果商居第四位，轮船栈行商居第五位。他们的资本每家不过一万多到两万元为止。有五六家领袖商号，他们的资本大概接近七八万元。）资本不足，就向钱庄贷款，这是资本活动的途径。上海来的货物由轮船运输而来，代办商为其办理报关、垫付运费，约定半个月后还款，从而获取利润和佣金。货物运到涵江后，由各商号再分配到城区、黄石、笏石、江口、西天尾各镇，从而获取货物价格的赢利。如果是赚取佣金，那么价格的涨落风险由买家承担；如果是获取买卖赢利，那么价格的涨落风险就由卖家承担。陶朱公（范蠡）有句话说：“别人抛弃时我买进，别人需要时我卖出。”说的是在价格低时买入，在价格高时卖出。莆田商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物品价格贵时争相购买，唯恐落后于人；物品价格贱时争相抛售，唯恐货物留在手里。落后于人（不进货）就无法维持其门面，留着货物就会严重损失利息。这叫做高价买入而低价卖出，所以获利总是很少，而亏损负债总是很多。一家商号破产，往往会牵连几十家，这是资本枯竭的害处。资本不足，拮据的状况显露在外，于是（商人）就从事投机事业，期望获得不可知的侥幸之财，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小贩订货，预先缴纳押金，约定日期取货，这叫“浮筹”。大商贩投资于面粉、洋糖交易所，这叫“抛盘”。交易所是买空卖空的机构，其性质与赌博没有差别，而其危害有时还超过赌博。一天之内，上下午开盘六次，物价涨跌决定于一句话，如同电流和水泡一样，变幻莫测。涵江商人拿着小额定金一旦用尽，就无力再投入。民国十九年、二十年，涵江商人在交易所失败的（损失）有六七十万元，其结果导致财力更加枯竭了。

商业最看重销售市场。莆田的河流仅能通到仙游为止，而且浅滩石濑不利于行船。以前，仙游的货物以涵江为集散中心，销售市场比较广阔。民国十七年，小船开通港口直达枫亭，于是仙游的销售市场完全失去。又因为涵江的税则附加过重，从枫亭进口的货物，反而倒灌销售到莆田。那边兴盛，这边衰落，是自然的趋势。等到销售市场越来越狭窄，同行业之间的排挤就越发激烈。一家降价销售，几家必定共同减价。即使亏本也不愿意（失去市场）。亏本太严重，又成为破产的原因。而破产又是信用薄弱的原因。这是因果互相连环冲击。

商业最看重信用。谚语说：“（古代）划地为牢，狱吏不担心犯人逃跑；劈木为符，百姓不会欺骗。”莆田商人承包果树，即使是几百金的价格，用一枚铜钱作为定金，到期时果子如果没有收成，价款也一定要全额支付，这是因为信用的缘故。桂元商订货，用草纸写下价格银两，到期兑现，没有失误的，也是信用使然。所以，信用是无形的资本。从前，商人的欲望和能力较小，不敢承担过大（的风险），所以信用最彰显，一分资金可以抵三倍的货物。民国以来，省会（等地）倒闭的风气传到莆田地区，商人破产，法律没有严厉的制裁，时间长了，（商人就）心存侥幸进行尝试，隐匿资产而请求折价偿还（债务），信用越来越薄弱，那么活动资本就越发困难，金融就越发紧迫。这又是因果互相连环冲击。

金融。《周官》记载九府流通钱币的方法，钱叫做“泉”、“刀”，货币叫做“货布”，（此处记载可能有误）。泉（钱）利于流通如刀，布（币）流通如布。在海上通商以前，莆田使用银两，储藏的白银不下千万。到了道光、咸丰以后，改用银圆，但仍然按其轻重和质量计算。有将银元中心凿掉而保留外圈的，名叫“破番”。光绪、宣统年间，检验银子真假都用錾子凿开鉴别。莆田没有光面洋钱，不利于外汇，所以现金仍留存在内地。涵江号称“硬港”（现金充足），那时生活费用不高，又有华侨汇款进来，出入还能保持平衡。从光绪初年到末期，交易以银圆为本位，墨西哥银元一元可兑换铜钱一千零八十文。光绪二十年，马江铸造银元，（同时铸造的）一角、二角的银辅币（银角子）价值逐渐低落，降到十二角（小洋）兑换一银元（大洋）。光绪三十年，改铸铜元，一枚铜元当十文铜钱。后来铜元价值低落，一枚仅能当五六文钱。民国以来，又降到（一枚当）三文钱。而物价却只增不减。民国八年，粤军进入漳州，设炉鼓铸成色低的银角，输入各县，开始时以十三角抵一银元，逐渐降到十六角，又降到二十角。福建凤山楼兵工厂也改铸低成色银角来抵制它。到了这时，物价奇高，一天之内变动多次。而涵江钱庄的私钞，就乘机兴起。（考证涵江航运始于光绪二十年，上海货物进出还经由琯头、堵心口，不久改由厦门转口。宣统初年，才直接与宁波通航。民国三、四年，又进一步与上海通航。民国九年，又进一步与大连、营口通航，满载货物进来，空船出去。像这样过了几年，白银和货物外流，商业状况渐渐感到支撑不住。于是私人设立了二十多家钱庄，各自发行角票来代替现金。民间受到劣质银角的影响，对于角票尤其乐于接受。无形之中，角票已经把劣质银角驱逐到境外了。这又是涵江商人投机心理的表现。）民国十五年，北洋军阀董胜标驻扎莆田，强行摊派巨额款项，钱庄渐渐支撑不住，相继倒闭。角票流通在市面的达二十几万元，无法收回。银根因此紧缩。民国十七年，海军陆战队驻扎莆田，取缔私票，限制城、涵两地各设一家钱庄，仍允许发行角票。民国十七年，涵江商人组织莆田农工银行，发行私钞。民国十九年，又设立莆田实业银行，发行私钞，都向财政部登记。民国二十年，莆田人何显祖任第八区剿匪司令，招抚民军，设立整理财政处，接收农工银行改为官办。钱庄、银行各被摊派巨额军饷。民国二十年，谭启秀旅长进入莆田，何显祖被解职，农工银行关闭，钞票在市面未收回的有八九万元，银根又一次紧缩。民国二十一年，县长龙炎允许设立钱庄八九家，各自发行角票。民国二十四年，又先后关闭。这一年四、五月，鹭江轮船遭劫，涵江商人汇款损失四十余万元。银根紧缩，于是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这一年七月，农民银行来莆田设立办事处。九月，中央颁布法令，银币收归国有，国家发行钞票作为法币，民间持有银元的必须换领法币，否则以危害民国论罪。军警沿途检查，到这时民间没有藏银了。民国二十五年，交通银行来莆田设立办事处。同时，福建省银行也设立分行。民国二十六年，莆田城内的省银行在城内设办事处，代理县金库。到这时，金融机关全由政府统制。莆田实业银行自动停业。对商人最有利的莫过于汇款：在福建省内的，每千元收汇费五角；邻省不分远近，每千元收汇费一元。至于（以往）莆田的商人汇兑（业务）也断绝了。民国二十六年统计，在莆田发行的钞票：农民银行一百三十万元，交通银行八十万元。商民定期存款四十万元，活期存款三四十万元。农民银行办理合作社放款十万余元。交通银行办理押汇十余万元。莆田的财富实力可以计算而知道了。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敌人宣布封锁海口，但英美商轮通航如故，敌人布置在海底的水雷被沿海村民捞取殆尽。民国二十七年，汕头失陷以后，中外通商只剩下涵江一个口岸，百货堆积得几乎无处可容。省里设立了贸易公司及货物进口登记检查处。莆田县政府设立货站。涵江贸易的繁盛程度超过了上海。涵江商人致富的程度是以前的数十倍。民国二十九年，敌机数次轰炸涵江。这年冬天，外轮通商转移到福清海口，涵江市面又由盛转衰。民国三十一年，中央（政府）物资缺乏，放松了海上的禁令，凡是粮食、棉织品、药材、机器四项，不论来自哪个国家，都准许进口。于是惠北的航运业大为兴盛。莆田用桂元、蔗糖出口，而从浙江属的沈家门运回上海的布匹、药材。这一年七月，敌人在沦陷区禁用法币。于是，上海发行的钞票倒灌入内地，而物价就越发高昂。由此可知经济战争，其危险性更胜于枪炮，我国的商人应该有所觉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