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弗卢塞尔（1920—1991）是捷克裔巴西籍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和作家，因其在语言、媒介、技术和图像文化等方面的哲学思考而闻名。

在弗卢塞尔的传播思想中，人类传播的目的是通过符号化的世界改变世界本身与其内在的生活意义，即为“必死”（无意义）的人生赋予意义。因此，反抗人生的“必死”宿命是人类进行传播的前提条件，因为人类在对抗死亡的过程中主动通过传播创造了意义。弗卢塞尔将人类传播视为考察对象，将人类传播的核心视为一种“为生命赋予意义”的实践。

当前，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技术加速了信息流动，

但这是否意味着传播能力的提高？

我们真的理解了彼此的想法和意图，

还是只在进行“信息表层的交流”？

细细思考这些问题，现状可能令人失望：在传播工具日益丰富、便捷的今天，人们似乎反而更容易陷入误解和隔阂的境地。

谈人类的孤独，弗卢塞尔说：

与“政治动物”这一说法相反，人类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种社会存在。事实上，认识所有动物中最孤独的，甚至比高空中翱翔的雄鹰或深藏海底的章鱼还要孤独。及时他身处一场即将把人类变成覆盖大陆的移动苔藓般存在的人口大爆炸之中，即使他正在恋爱（这是所有交流形式中最强有力的一种），他依旧是所有动物中最孤独的。

人类孤独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这一事实让他明白自己正在不可逆地迈向一种状况。在那里，他不得不独自面对，而且是为了自己去面对，但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及其所有被称为“文化”的虚饰都将变得无用且毫无价值。在人的一生中，死亡的绝对孤独是一种无时不在的认知，它伴随着一个人的每时每刻。

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如一些古人所做的），正是这种对作为死亡中基本精神之孤独的认识，使人类有别于其他所有动物，因此，它应该成为各种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人类传播的现象，如何看待人类交换信息和存储信息的事实——其程度和范围甚至远远超过了昆虫社会的能力。人类是最孤独的动物，却致力于最激烈也是最广泛的传播。这一课程将尝试探讨这一妙不可言的、不可思议的某些方面，或者谦虚地说，讨论令人惊奇的辩证矛盾。

谈作为“社会本能”的传播，弗卢塞尔说：

人类的传播是一个增加信息的过程。尽管在人类传播的过程中，整个文明都可能被遗忘，但毫无疑问，从整体上讲，传播就是积累信息。然而，人类传播的惊人之处并不在于它能通过对抗时间从而存储信息，也不在于它能通过个体或集体“记忆”信息，而在于它能产生新的信息。

换句话说，它不是从熵中保存信息，而是“提供”信息，即赋予世界新的形式，这是一种有意图的、人为的“创造”。不过，还是不要深入探讨新形式从何而来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猜想。在此，我们只需指出，人们几乎不可抑制地参与了传播，这种冲动与传播的创造性方面相关。

自然界的总趋势是指向熵增的，指向混沌的静态平衡，即所谓的“热寂”。人类传播的总趋势是走向复杂且不断更新的信息，这是一种反对死亡的趋势。

这种趋势反对死亡，但不仅仅体现在反对热力学第二原理的这种有点抽象的意义上。人类传播对死亡的反抗更多是生存维度上的。参与传播的人也参与了新形式的创造过程。根据参与程度的不同，有人会变得不朽，因为形式可以被称为“永恒的”。虽然人类固有一死，而且终将孤独地走向死亡，而且任何传播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但他们不会完全死去。

根据人类参与传播的创造性过程的程度，他们将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于其中。人类将被保存在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中，这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为这种记忆贡献了新的形式。因此，我认为这才是人类致力于传播的真正动机——在他人中永生，因为人类知道自己固有一死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实际上也绝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人类对死亡的反抗（也就是对人之为人条件的反抗）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以人类传播这种令人惊奇的形式出现。

谈传播媒介，弗卢塞尔说：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对象组成的，这就意味着障碍站立于我们之前。但是，如果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待物体，那么对象就显示出一种奇特的辩证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对象挡在我们和我们想要接触的事物之间，所以它们阻碍了传播。

我们积累的对象越多，我们就越孤独，因为它们把我们围了起来。此外，任何对象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接触他人的手段——传播的媒介。

囚室的墙壁在本意和事实上都是将身处其中的人隔离开来的对象，但如果人们在墙壁上敲击符号化了的讯息，这些墙壁就会成为监狱的传播媒介（当然，这表明媒介并不是讯息）。辩证关系的另一面是，作为媒介的对象可能会阻碍传播，如电视机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障碍。

谈符号和象征，弗卢塞尔说：

如果我们关注象征的功能，这种神秘感就会变得更加浓厚。它们能“代表”，就意味着它们可以替代某些东西。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解码符号（知道他们所属的符号系统）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面对一个“○”，文盲看到的只是粉笔在黑板上留下的一个圆圈；如果是一个道士，他看到的则是完美的象征；化学家眼中它象征着一个氧原子；数学家眼中的“0”就代表“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盲看到的事物是其他人都试图避免看到的。我认为，这种为了看到事物背后的意义（一种通过符号化产生的意义）而假装看不到事物的做法是人类的特征。或者换句话说，这种“代表”是我们赋予世界意义的努力，也是我们的“异化”；我们反对具体的、愚蠢的荒诞性或仅仅是在场存在的任何东西。我们将类似于粉笔分子的事物符号化为象征，赋予世界和我们自己以意义。这就是人类传播具有负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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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传播的惊奇现象》

[巴西]威廉·弗卢塞尔 著

赵鹏 周海宁 译

刘畅 责编

2025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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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威廉·弗卢塞尔1975年在法国以演讲形式发表的十二篇论文，其主题围绕人类传播中的诸多现象，涉及信息决断、传播媒介、符号及其含义、话语与对话、时尚传播、艺术、控制论等领域。

通过对从口语交流到数字化网络，从个体对话到大众媒介传播形式的广泛考察，弗卢塞尔揭示了人类传播结构的根本性革命: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还从本质上内在地反映了人类认知结构的历史演进、文化差异，以及社会互动的意义与复杂性。

译后记

威廉·弗卢塞尔于1975年完成了《人类传播的惊奇现象》一书的原稿。如今，斯人已逝，但其批判性的笔触和巧思妙言仍令人醍醐灌顶，耳目一新。

回顾弗卢塞尔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他第一本被翻译的著作是《摄影哲学的思考》。该书以图像哲学作为切入点，为弗卢塞尔传播哲学的研究与推广奠定了基础。此后，复旦大学出版社聚焦威廉·弗卢塞尔的众多作品，陆续出版了《技术图像的宇宙》（李一君译，2021）、《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周海宁译，2022）、《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2023》（周海宁、许凌波、周轩译）、《后历史：二十篇短文与一种使用方法》（李一君译，2023）、《书写有未来吗？》（周海宁译，2024）、《姿态：一种现象学实践》（钱婕、周海宁译，2024）。在这些作品中，弗卢塞尔以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方法观照人类传播的诸多现象，并以此建构起自己的人类传播理论。

反观国内，2013年堪称中国的“短视频元年”。这一年，短视频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标志性事件包括“微视”的诞生和“小影”等工具类视频应用的上线。这些应用推动了短视频的大众化，更多的用户开始利用碎片化时间拍摄、制作、上传及观看视频。2016年在中国短视频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短视频行业迎来了显著的增长和变化。特别是“Papi酱”等“网红”的崛起，标志着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形式的广泛流行。

具体而言，“短视频时代”正对应着弗卢塞尔提出的“技术图像”。根据人类传播媒介的迭代，弗卢塞尔将人为创造的关键符号分为三种，即传统图像符号、文字符号和技术图像符号。这说明在文字符号登场以前就已经存在图像符号了，而在文字符号之后，图像符号再次“复活”，以不同于传统图像符号的新平面符号的面貌出现——技术图像以文字符号（字母符号）为基础而发挥功能。也就是说，技术图像的本源是文字符号。

因此，弗卢塞尔从存在论层面揭示了不同媒介在生成与发挥功能上的不同。

第一，传统图像源于现实，即四维的现实是二维平面的根源。在这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是四维循环性的魔法（神话）思维，人们普遍被这样的思维程序化，如传统的以绘画为代表的图像思维。

第二，文字符号源于传统图像，即在二维平面的符号崩溃后，平面上的要素被挑选出来，以线性排列的方式形成文本文字符号。此时占支配地位的是线性思维，即逻辑性思维，如以书籍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第三，在技术图像时代，图像再次生成，这种图像与传统图像生成于实际现实不同，它来源于一维的线性文本，即新图像是文字文本借助技术装置生成的“程序”，程序化思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思维方式。与之对应的文化是超越历史文化的后历史文化，换言之，技术图像源自历史，并以技术装置投射世界，形成与技术想象意识维度相适应的技术图像。可以说，弗卢塞尔的传播理论颇具前瞻性地预言了“短视频时代”的到来。

弗卢塞尔预言的媒介化场景如约而至，但也正如他所担心的，当前的人们并没有形成与“短视频时代”相匹配的媒介能力，所以很容易陷入传播不畅的被动境地。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关注并重新审视弗卢塞尔的传播思想。愿本书能激发读者对传播现象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引领大家在日常交流中获得更多的理解与共鸣。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的版权来自弗卢塞尔之子米格尔·弗卢塞尔先生。同时，根据他的建议，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英文版。在此，感激复旦大学出版社刘畅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为本书提供支持的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感谢家人与亲朋好友对我们的照顾和包容。

赵鹏、周海宁

2025年4月

本期编辑 | 杨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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