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巴黎奥运金牌的新闻时，我正在一个便利店里，外面下着雨。
雨不大，是那种黏糊糊的，粘在玻璃上，像一层化不开的糖浆，把外面的世界弄得模糊不清。
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推送，标题很扎眼。
“惊呆了！巴黎奥运金牌价值6755元……”
我盯着那个数字，6755。
一个很具体的数字，具体到可以换算成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或者是一趟短途旅行。
可它又那么抽象。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这个数字砸响了。
便利店的冷气开得很足，吹得我后脖颈一阵发凉。
空气里混着关东煮的甜腻味和咖啡机传来的苦涩香气。
我捏着那瓶冰水，瓶壁上的水珠顺着我的指缝滑下去，冰得我一哆嗦。
我哥，要是看到这个新闻，会是什么表情？
他会笑吗？
还是会像很多年前那样，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一动不动，像一尊沉默的石头。
我哥叫林涛。
当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了。
但在我们那个小城，在十几年前，这个名字曾经像夏天的太阳一样，烫得人睁不开眼。
他是我们那儿的跳水天才。
真的，不是我这个当弟弟的吹牛。
我小时候的记忆，几乎都泡在游泳馆那股浓得化不开的消毒水味儿里。
那味道，像一种标记，刻在了我的童年里。
夏天，别的小孩都在外面疯跑，抓知了，吃冰棍。
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个又闷又潮的跳水馆里，坐在最高的看台上，两条腿晃荡在半空中，看我哥一次又一次地从跳台上飞下去。
那会儿的跳水馆很旧，墙皮都有些脱落，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
阳光从高高的窗户里斜着射进来，被空气里漂浮的无数细小水汽切割成一道道光柱，像教堂里的圣光。
我哥就站在那光柱里。
他站在十米台上，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他很瘦，但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瘦，是每一块肌肉都像被精雕细琢过一样，充满了力量感。
他往下看的时候，从来不犹豫。
教练的吼声，队友的议论声，还有我妈在看台另一头紧张的祈祷声，好像都传不到他耳朵里。
他的世界里，只有那个蓝色的，方方正正的水池。
然后，他起跳。
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画面。
他的身体在空中展开，像一只鸟。
不，比鸟更舒展，更轻盈。
时间在那一刻好像变慢了。
我能看清他手臂划过的弧线，看清他脚尖绷直的力度，看清他翻转时，水珠从他头发上被甩出去，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噗通——”
水花压得极小，小得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里，只泛起一圈小小的涟漪。
整个场馆会安静一秒，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妈会激动地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你哥，你哥真棒！”
我也会跟着使劲鼓掌，手心拍得通红。
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就是神。
他拿回家的奖牌，金的，银的，铜的，多得我妈专门买了个玻璃柜子来放。
那些奖牌在柜子里闪闪发光，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
邻居们来了，我妈总会骄傲地打开柜子，让他们看。
“这是省里的第一。”
“这是全国青少年比赛的冠军。”
每一块奖牌背后，都有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字。
我偷偷拿出来摸过，凉凉的，沉甸甸的。
上面刻着字，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图案。
我问我哥，一块金牌能卖多少钱？
我哥那时候正在用毛巾擦头发，水珠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落在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揉了揉我的脑袋。
他的手掌很大，很粗糙，带着一股潮湿的，好闻的肥皂味。
“傻小子，这玩意儿不值钱。”
“不值钱你还天天去跳？”我不服气。
“值钱的不是它，”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是把它挂在这儿的那个过程。”
那时候我听不懂。
我只知道，因为我哥，我们家在那个旧小区里，是被人羡慕的。
我爸走路都带风，逢人就说我哥是为国争光的料。
我妈更是把所有心血都扑在了我哥身上。
每天的食谱都是精确到克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比教科书还严谨。
我哥的房间，永远是家里最干净，最安静的。
而我，就像他光芒下的一个小小的影子。
没人会注意到我考试考了多少分，没人会关心我今天在学校是不是被欺负了。
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我哥。
“林涛今天训练怎么样？”
“林涛的腰伤好点没？”
“林涛下个月又要去比赛了。”
说实话，我嫉妒过。
特别是在我哥把最后一块我爱吃的红烧肉夹到他碗里，而我妈还一脸理所当然地说“你哥训练辛苦，多吃点”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像心里被塞了一团湿漉漉的棉花，又堵又难受。
但这种嫉妒，在他从十米台跳下来的那一刻，又会烟消云散。
因为他真的太耀眼了。
耀眼到，我觉得他值得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
那一年，他十七岁。
正在备战全运会，那是通往国家队的最后一张门票。
所有人都说，他没问题。
他的动作难度，完成度，在同龄人里都是顶尖的。
连国家队的教练都来看过他好几次，每次都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全家都活在一种巨大的，即将喷发的喜悦里。
我爸甚至开始计划，等我哥进了国家队，他们就去北京陪他。
我妈天天研究北京的地图，琢磨着在哪儿租房子离训练局近。
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都是甜的。
我哥的训练也更疯了。
他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跳水馆的。
我有时候去给他送饭，就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跳水馆里，对着一池蓝水发呆。
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喊他，他要过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亮得吓人，像有火在烧。
他说：“小航，你知道吗？站在上面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安静的。”
“我只听得见我自己的心跳声。”
“一下，一下，像打鼓一样。”
“然后我跳下去，冲破水面，所有声音才一下子涌进来。”
“那种感觉，太棒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只觉得，我哥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
他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我永远也进不去的世界。
出事那天，天气很好。
天蓝得像一块刚洗过的玻璃。
我正在学校上课，班主任突然把我叫了出去。
她脸色很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你哥……出事了。”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等我跑到医院，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我爸蹲在墙角，一个劲儿地抽烟，脚下已经一地烟头。
我妈靠在墙上，眼睛红得像兔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没事的，没事的……”
那几个小时，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慢的几个小时。
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一百年。
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呛得我喘不过气来。
医生出来的时候，摘下口罩，脸上全是疲惫。
他说了很多专业术语，什么“视网膜脱落”，“情况很复杂”，“需要长期观察”。
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话。
“以后，恐怕不能再进行高强度的跳水运动了。”
那句话，像一把锤子，把我们家那个美好的，闪闪发光的梦，砸得粉碎。
我哥是在一次训练中，做一个高难度转体动作时，入水角度出了偏差，头直接撞到了池底。
很小很小的偏差，可能只有零点几秒。
但对于一个高速旋转下落的身体来说，这点偏差是致命的。
我哥醒来后，一句话都没说。
他的眼睛上蒙着厚厚的纱布。
他就那么躺着，一动不动，像一截被砍断的木头。
我妈每天以泪洗面。
我爸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
家里的气氛，从滚烫的沸水，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那个放满奖牌的玻璃柜，不知道被谁用一块布盖上了。
以前，我们家总是人来人往，教练，队友，体育局的领导。
出事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了下来。
偶尔有人来看望，也都是坐一会儿就走，话说得小心翼翼，生怕碰到我们家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我哥的眼睛，最终没有完全恢复。
他的右眼，视力只剩下零点一。
看东西是模糊的，重影的。
别说跳水了，就连正常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他出院那天，我们谁也没去跳水馆。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天没出来。
我隔着门，能听到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
那种死一样的寂静，比哭声更让人害怕。
第四天，他出来了。
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他走到那个盖着布的玻璃柜前，站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那块布，一点一点地扯了下来。
柜子里的奖牌，还是那么亮。
金色的，银色的，晃得人眼睛疼。
他打开柜门，把那些奖牌，一块一块地拿了出来。
他拿得很慢，很轻，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然后，他做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
他抱着那些奖牌，走进了厨房。
我们家厨房里，有一个小小的煤气灶，还有一个很旧的铁锅。
他把所有的奖牌，都扔进了那个铁锅里。
“林涛！你干什么！”我妈尖叫着冲过去。
我爸也想去拦他。
但他转过头，看了我们一眼。
就那一眼，我们都定住了。
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绝望。
就是一片空洞，像被大火烧过的荒原。
他打开煤气灶，蓝色的火苗“呼”地一下窜了起来。
他拿着那些奖牌，那些他用无数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换来的荣誉，就那么放在火上烤。
金属在高温下，开始慢慢变色，变形。
一股刺鼻的味道弥漫开来。
我妈哭了，瘫坐在地上。
我爸别过头，肩膀在发抖。
我站在那里，手脚冰凉。
我看着那些曾经代表着无上荣耀的东西，在我哥手里，变成了一堆奇形怪状的，丑陋的废铁。
他好像要把自己过去十七年的人生，连同那些奖牌一起，熔掉，烧掉，毁掉。
那天之后，我哥就变了。
他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林涛了。
他把所有跟跳水有关的东西都扔了。
泳裤，泳镜，训练日记，还有那张贴在墙上的，奥运冠军的海报。
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能看到他房间的灯亮着。
我悄悄走过去，从门缝里看。
他就是坐着，对着窗外的黑夜发呆。
他的背影，又瘦又孤单，像一棵在冬天里掉光了叶子的树。
我们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跳水”两个字。
那成了我们家最大的禁忌。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生来。
我开始讨厌回家。
我宁愿在学校待到很晚，或者去同学家写作业。
因为一回到家，就要面对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和我哥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
安慰？我觉得我说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
鼓励？我有什么资格去鼓励一个曾经站在云端的人？
我甚至，开始有点怨他。
我怨他为什么那么轻易就放弃了。
不就是一只眼睛看不清了吗？
为什么不能再努力一下？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让全家人都跟着难受？
这种怨气，在我心里越积越多，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
终于，有一天，它爆炸了。
那天是我生日。
我妈给我做了一桌子菜。
饭桌上，我爸努力地想找点话题，说我学习进步了，说单位里又发生了什么趣事。
但我哥一句话都不说，只是低头扒着饭。
那碗饭，他扒了很久，也没见少几口。
我看着他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发出了很响的一声。
“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冲他吼。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你天天摆着这张臭脸给谁看？不就是没当成冠军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以为我们愿意看你这样吗？你知不知道爸妈为你操了多少心！”
“你就是个懦夫！失败者！”
我把所有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话，都朝他扔了过去。
我说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爸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想骂我，又不知道从何骂起。
我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哥慢慢地抬起头。
他看着我，那只完好的左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深不见底的悲伤。
他什么也没说。
他站起来，转身回了房间。
第二天，他就走了。
留了一张纸条。
“爸，妈，对不起。我出去走走。”
他走得很干脆，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家里所有的积蓄。
那是他这些年比赛拿到的奖金，我爸妈一直帮他存着，说等他以后娶媳服妇用。
他把钱都带走了。
我爸气得差点犯了心脏病。
我妈哭得晕过去好几次。
而我，成了家里的罪人。
我知道，是我把他逼走的。
是我那几句恶毒的话，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之后的好几年，我们家都没有他的消息。
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们报了警，也到处托人打听，但都没有用。
时间一天天过去，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沉重。
我爸妈老得很快，头发白得触目惊心。
他们再也不提我哥的名字了，好像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个人。
但我知道，他们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那口气，让他们晚上睡不着觉，让他们吃饭也没味道。
我也活在无尽的自责和悔恨里。
我常常做梦，梦到我哥。
梦里，他还是那个站在十米台上的少年，身姿挺拔，眼神明亮。
他对我笑，然后纵身一跃。
可这一次，他没有落进水里。
他一直往下掉，往下掉，掉进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伸手想去拉他，却怎么也够不着。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黑暗里。
每次，我都会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
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小城。
我拼命学习，拿奖学金，参加各种活动，想用忙碌来麻痹自己。
我想证明，没有他，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但午夜梦回，那种噬骨的愧疚感，总会把我淹没。
我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工作。
我很少回家。
因为我害怕看到我爸妈失望的眼神，害怕回到那个充满了我哥影子的房子。
直到有一年过年，我妈给我打电话。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苍老，很疲惫。
她说：“小航，你爸……快不行了。”
我买了最快的一班车票，连夜赶了回去。
我爸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亮了一下。
他拉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我妈在一旁哭着说：“你爸他……他想见你哥。”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这么多年，我以为他们已经忘了。
原来，他们只是把思念，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我爸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我哥。
他走的时候，眼睛都没有闭上。
我知道，他在等什么。
办完我爸的丧事，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找我哥。
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变成了什么样子，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我辞了职，开始了漫无目的的寻找。
我去了很多地方，沿着他可能走过的路。
我像个疯子一样，拿着他以前的照片，见人就问。
“你见过这个人吗？”
大多数人都是摇头。
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好心人，他们会给我一些模糊的线索。
“好像在南方的某个工地上见过。”
“听说去了一个很偏远的山区做木工。”
我就根据这些零碎的信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
我睡过最便宜的旅馆，吃过最简单的盒饭。
我脚上的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
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大海里捞一根针。
但一想到我爸临终前那双不肯闭上的眼睛，我就又有了力气。
两年后，我在一个离我们家乡很远很远的小镇上，找到了他。
那是一个很安静的，依山傍水的小镇。
镇上的人生活得很慢，脸上都带着一种与世无争的安详。
我是在一个木工作坊里找到他的。
我找到那里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用砂纸打磨一个木头凳子。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身上沾满了木屑。
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他的轮廓比以前硬朗了很多，皮肤也晒成了古铜色。
他的头发长了，随意地在脑后扎成一个小揪。
他很专注，手里的砂纸在木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很有节奏。
我站在院子门口，看了他很久。
他变了。
变得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不再是那个眼神里带着火焰的少年了。
他身上有一种被岁月打磨过的沉静和温和。
我喉咙发干，喊了一声：“哥。”
他的身体僵了一下。
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
他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那只完好的左眼里，瞬间涌上了复杂的情绪。
有惊讶，有躲闪，有痛苦，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们俩就那么站着，隔着一个院子的距离，谁也没有说话。
风吹过院子里的那棵大树，叶子沙沙作响。
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很多年前，那个压抑得让人窒息的家里。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
“你怎么来了？”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一样。
“我……”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想说对不起。
我想说我爸走了。
我想说妈很想你。
但这些话，都堵在我的喉咙里，像一团棉花。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朝我走了过来。
他走得很慢。
我看到他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轻微的跛。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他走到我面前，站定。
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木头香味。
他比我高了半个头，我需要微微仰起脸才能看清他的表情。
他的右眼，那只受伤的眼睛，瞳孔是涣散的，没有焦点。
“爸……还好吗？”他问。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摇了摇头。
他的身体晃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他伸出手，扶住了旁边的门框，才没有倒下去。
他没有哭。
他只是闭上了眼睛，长长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带着无尽的悲伤和悔恨。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院子里，喝了很多酒。
是那种很便宜的白酒，喝下去，喉咙里像有火在烧。
他跟我讲了他这些年的经历。
他离开家后，去了很多地方。
他去工地上搬过砖，去餐厅里洗过盘子。
他被人骗过，也被人欺负过。
他睡过桥洞，也饿过肚子。
他说，有好几次，他都想过，干脆死了算了。
但一想到爸妈，他又撑了下来。
后来，他流浪到了这个小镇。
镇上有一个老木匠，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
老木匠教他手艺。
他说，当他第一次拿起刻刀，闻到木头的香味时，他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你知道吗？小航。”他喝了一口酒，眼睛看着天上的月亮，“木头是有生命的。”
“你用心去雕琢它，它就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这个过程，很慢，很需要耐心。”
“就像跳水一样。”
“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上千遍，上万遍。”
“不能急，一急，就全毁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
好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这双手，曾经是那么的灵活，那么的有力量。
它们曾经在空中划出过最美的弧线。
而现在，它们握着刻刀，在木头上，雕刻着另一种人生。
“哥，对不起。”我终于把那句迟到了很多年的话，说了出来。
“当年，我不该说那些话。”
他转过头，看着我。
月光下，他的眼神很柔和。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
“不怪你。”
“你说的没错，那时候的我，就是个懦夫。”
“我把自己困在一个笼子里，出不来，也不想出来。”
“是我自己，毁了自己。”
“其实，我早就该想明白的。”
“那块金牌，就算拿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它能证明什么？证明我比别人强？证明我的人生有价值？”
“可人生的价值，难道就是一块挂在脖子上的铁片子吗？”
他站起来，走进屋里。
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木盒子。
盒子很旧了，边角都已经被磨得光滑。
他把盒子递给我。
“打开看看。”
我有些疑惑地接过盒子，打开。
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奖牌”。
那枚奖牌，是木头做的。
不知道是什么木头，颜色很深，上面有很漂亮的纹理。
奖牌的形状，和奥运金牌很像。
上面刻着一个正在跳水的人。
那个人的姿态，舒展，优美，充满了力量。
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我哥。
是那个十七岁的，站在十米台上的我哥。
奖牌的背面，刻着两个字。
“小航”。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这是……”
“我刚学会做木工的时候，刻的第一个东西。”他说。
“那时候，我特别想家，特别想你们。”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闭上眼睛，就是你那天骂我的样子。”
“你说我是失败者。”
“我想，是啊，我就是个失败者。”
“我连我弟弟的生日都给毁了。”
“我就想，我要给你补一个生日礼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送你什么好。”
“后来，我就想，干脆，把我最想要，但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送给你吧。”
他指了指那枚木头奖牌。
“我把它刻出来，就好像，我也拿到了一样。”
“我把它送给你，就好像，我把我的梦想，也分给了你一半。”
“哥……”我的声音已经哽咽得不成样子。
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那个木盒子上。
我终于明白了。
他不是放弃了。
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把他那个破碎的梦，重新拼了起来。
他把它，雕刻在了木头里。
他把它，送给了我。
我把那枚木头奖牌拿了出来。
它很轻，轻得好像没有重量。
但拿在手里，却感觉比我摸过的任何一块金牌，都要沉。
沉得我几乎拿不稳。
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木头的温润触感，一点一点地，传到我的心里。
那是一种很温暖，很踏实的感觉。
我哥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都过去了。”
“人不能总活在过去。”
“爸走了，妈还在。”
“我们，该回家了。”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哥跟我一起回了家。
他用他这些年做木工攒下的钱，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家具店。
他手艺很好，人也实在，生意慢慢地好了起来。
我妈看到他回来，抱着他哭了很久很久。
好像要把这些年所有的思念和委屈，都哭出来。
我们家的日子，又重新有了烟火气。
我妈开始研究菜谱，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
我哥会陪她去逛菜市场，会帮她择菜。
我们家的那个玻璃柜，又被擦得锃亮。
但里面放的，不再是那些冰冷的奖牌。
而是我哥做的各种各样的小木雕。
有小动物，有小房子，还有我们一家人的样子。
每一个，都栩栩如生。
我哥的右腿，因为当年在工地上受过伤，留下了一点后遗症，阴雨天会疼。
我妈就天天给他用热水泡脚，给他按摩。
他的右眼，也还是老样子。
但他已经习惯了用一只眼睛去看世界。
他说，这样也挺好，可以把不想看的东西，都过滤掉。
他偶尔也会去那个旧跳水馆看看。
他不再下水了。
他就是坐在看台上，看那些更年轻的孩子们，像当年的他一样，一次又一次地从高高的跳台上飞下去。
他的眼神，很平静，很温和。
像在看一幅很美的画。
有一次，我问他：“哥，你后悔吗？”
他正在给一个小木马刷漆，闻言，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选择了跳水。”
他笑了。
“不后悔。”
“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也最疯狂的决定。”
“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
“但那个过程，那些站在十米台上，感觉自己能拥抱整个天空的瞬间，是真实的。”
“它们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头里，谁也拿不走。”
“这就够了。”
他说完，又低下头，继续专注地刷着手里的木马。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比当年那个站在十米台上的少年，还要耀眼。
便利店的冷气还在呼呼地吹。
我手里的那瓶冰水，已经不那么冰了。
我划着手机屏幕，看着那条关于巴黎奥运金牌的新闻。
6755元。
一个多么苍白的数字。
它怎么可能衡量得出，一个运动员，为了站上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付出了什么？
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训练。
是浑身上下，新伤盖旧伤的疼痛。
是与家人聚少离多的孤独。
是放弃了童年，放弃了青春，放弃了普通人所拥有的一切的决绝。
这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我低头，看了看我脖子上挂着的那枚木头奖牌。
我哥回来后，我把它用一根红绳穿了起来，一直挂在脖子上，贴着我的皮肤。
它已经被我的体温，捂得温热。
上面的纹理，也因为常年的摩挲，变得更加光滑。
这枚奖牌，如果拿去卖，可能一文不值。
但在我心里，它是全世界最贵的金牌。
因为它里面，装着一个少年全部的梦想，一个哥哥对弟弟最深沉的爱，和一个男人与自己破碎的人生和解后的，全部的勇气。
它比任何真金白银，都更重，更有价值。
我想，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奥运金牌，从来都不是用黄金打造的。
而是用一个人的整个青春，整个生命，去铸就的。
它可能，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它可能，只是一个父亲，在孩子熟睡后，用废旧的易拉罐，悄悄做成的一枚“冠军”奖章。
它可能，只是一个教练，在队员受伤退役后，送给他的一本写满了鼓励话语的笔记本。
它也可能，就像我哥给我的这枚一样，是用一块普通的木头，刻下的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这些“金牌”，它们没有价格。
因为它们承载的，是爱，是希望，是那些在黑暗中支撑着我们走下去的，最宝贵的东西。
我走出便利店，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空气很清新，带着一股雨后泥土的味道。
天空被洗得很干净，一道彩虹挂在天边。
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喂，小航，怎么了？”他那边有点吵，好像有电锯的声音。
“没事，哥。”我笑了笑，“就是想问问你，晚上想吃什么？”
“吃什么都行，你看着办吧。”他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对了，妈说让你早点回来，她今天炖了你最爱喝的排骨汤。”
“好。”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
我握紧了胸前的那枚木头奖牌。
心里，一片温暖。
我想，我哥的人生，或许有过巨大的遗憾。
但他现在，拥有了比一块奥运金牌，更珍贵的东西。
而我，也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
它不在于你站得有多高，飞得有多远。
而在于，当你从高空坠落后，是否还有勇气，重新站起来。
在于，当你一无所有时，是否还有人，愿意在原地等你，陪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