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摆在你面前：在大明王朝，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哪个实权最大？

话得从1449年说起。中秋节的那天，十五的月亮偏偏十六才圆，可还没等人掰手指数团圆，土木堡就出了大事——皇帝朱祁镇被瓦剌活捉了。朝野炸了锅，皇太后忙撑急救场的席子，召来群臣商议对策。徐珵刚开口就说：“天象不妙，咱还如赵构当年，打着提桶跑路去吧。”话音一落，可真算给大明抹了油。安南太监金英忍不住破口骂：“老徐，你这话不像话，你究竟是不是男人！”兵部侍郎于谦瞪圆了眼，厉声呵斥：“这话没种！咱死守京师才对！”吏部尚书王直、户部尚书陈循也一起吹起了“死守”号角。几天后，于谦从兵部侍郎升到兵部尚书，硬是扛起了保卫北京的重担。后来果然兑现诺言，“保卫战”打赢了，击退瓦剌，守住了大明的脊梁。

懂点历史的人会说：“当然是于少保于谦厉害，他托着中兴之功，地位最重。”可咱得仔细掰指头算，别光看战功。先别急着下结论，且看这三位尚书的来头。

先说兵部尚书。先秦时的司马，据《周礼》是夏官司马；秦代的太尉相当于兵部尚书，位列三公之一；汉武帝时期，才真把这职务推上巅峰——大将军。第一次戴这顶高帽子的是卫青，名副其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来为了奖励霍去病，汉武帝又设了“大司马”，把大将军还往下挤了一档。可这玩意儿，更多算皇帝膝下的玩伴，不是常务副皇帝。到了明朝，兵部尚书只是六部之首的一把手，虽管辖全国军械、兵员、勋绩，却远不及大明三公的昔日光环。

那吏部尚书地位会不会更高？周公给吏部尚书的定位可高：天官。六官里头，天官列首，主总六典之政，管治典（户）、教典（吏）、礼典（礼）、兵典（兵）、刑典（刑）、事典（工）。天官又名冢宰、大宰卿，后世宰相就是从这里衍生的。汉成帝时，尚书台下分四曹，其中常侍曹演变为吏曹，魏晋再加个“部”，便是吏部曹，后简化成吏部。沈约在《宋书》里记：“他部尚书，直称尚书；吏部尚书，则必加‘吏部’二字。”一听就知道，这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官。到了明初，那位首辅大学士还得排在吏部尚书之后——由此可见吏部尚书的排场。

再看户部尚书。原来叫“民部”，李世民时保留，唐高宗为孝顺李世民才改成户部。户部是六官里地官，大司徒之职，主掌赋税、户籍、田赋，是朝廷收支的大管家。比礼部、兵部地位高，比刑部、工部更尊。景泰年间，户部尚书陈循八月初二十三才升任，却加了内阁首辅的衔头。陈循接旨那日，就被景泰帝拍着肩膀说：“朕任卿掌内阁事。”一时间，这户部尚书官威直追首辅，没有人敢小瞧。

就职位序列而言，常态是吏部尚书第一、户部尚书第二、兵部尚书第三。先礼后兵、先天后地，正是《周礼》的传承。可实际斗法中，却是战功、皇帝宠信、内阁借势三者交织的博弈。于谦虽是“第三把交椅”，可凭他那保卫北京的战功，一夜之间成为拥军爱民的楷模，景泰帝对他又格外倚重；王直管人、管官，平日杖法森严，却在这次风波里跑得慢了；陈循虽仗着内阁首辅，却欠缺于谦那般一呼百应的号召力。

那么，到底谁最有实权？要看场合。非常态、战争紧要关头，兵部尚书于谦就是当权者；常态运转、官员晋升分流，吏部尚书话事最大；国库收支、钱粮调度时，户部尚书是关键一环。三者互为制衡，各有所长，并无绝对的“谁更胜一筹”。

有意思的是，于谦上任后从不认可内阁制，他一直主张皇帝直接对接六部，于是与陈循这位兼首辅的户部尚书，发生了几次暗潮涌动。有人说：“房中灯火算官事，不如军营枪声定乾坤。”的确，于谦有军功，却无宰相头衔；陈循胸有成竹，却没战场号角；王直文治高深，却缺一场硬仗来证明。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尘埃落定，官品序列成了摆设；有时战火连天，豪杰一统天下才是真英雄。若问今天，三者谁实权最大？只能说，各司其职，同为皇权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缺了谁都转不动，也是大明这架机器最妙的设计。

信息来源：《明史·诸臣传》，《周礼·秋官司马》，沈约《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