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意图废长立幼，引发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正所谓“太子者，国之根本”，册立太子往往都是影响朝局稳定的大事，虽然明朝曾多次出现世系偏移，但其总体仍然秉承了“立嫡立长”的立储原则。然而，明神宗因无嫡子，却也不喜长子，便有了废长立幼的想法，结果就此引发了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万历九年(1581年)，年仅18岁的明神宗前往慈宁宫向太后请安，一时兴起临幸了宫女王氏，因当时内有太后约束、外有张居正监督，明神宗心虚之下便不愿提及此事，但却不想王氏因此而怀孕，结果被李太后得知。鉴于皇帝始终无子，李太后非但没有深究此事，反而劝说皇帝认了临幸之事，并封王氏为恭妃。

数月后王恭妃诞下一子，取名朱常洛，由于明神宗乃是被迫接纳王氏，因而连带着对于这位长子也是极为厌恶，而王恭妃的地位和待遇，也并未因为生子而有任何提高。与之相反，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才选秀入宫的郑氏，则因为明神宗的宠爱，在短短三年内便先后被晋封为淑嫔、德妃、贵妃。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朱常洵，两个月后郑氏再晋皇贵妃。正所谓爱屋及乌，由于明神宗极度宠爱郑贵妃，因而对于朱常洵也是极为宠溺。当时，由于皇后无子，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本应立庶长子朱常洛为储君，但明神宗却开始思考废长立幼之事，就此拉开了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很快，宫外便有了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的传言，再联想到申时行在出场寻出生前请立太子被拒，王恭妃长期未获晋封等现象，这种流言立即引起了朝臣们的警觉。因此，就在郑贵妃被册封皇贵妃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便纷纷上书请立太子，然而此举却触怒明神宗，姜应麟因言辞激烈直接被贬为大同广昌典史。

朱翊钧的打压非但没能压制群臣，反而变相坐实了废长立幼的心思，于是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结果两人也接连被罚。然而，明神宗此举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大臣们纷纷上书，表示应该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甚至有人借此抨击后宫干政，目标直指宠冠后宫的郑贵妃。

对于接连递到案前的请立奏章，明神宗朱翊钧后来干脆不再理会，眼见奏章无效，大臣们干脆将此事抬到了朝会上，此举直接导致朱翊钧一气之下，干脆连朝会也不参加了。然而，明神宗的抵触并未换来平静，朝臣们的奏折仍然不断递入内廷，甚至连皇帝的日常生活也进入了抨击之列。

结果，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交锋中，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人参与其中，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等四任内阁首辅皆因此事被迫辞退，另有一百余位大臣被罢官、廷杖、解职或发配充军。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明神宗这才不得不下旨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与此同时，其他诸皇子也相继封王，其中朱常洵获封福王。直到此时，这场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才算短暂画上了句号。

太子遇袭导致风波再起，“梃击案”背后的复杂党争

在这场国本之争中，实际上还牵扯到了外廷的党争，由于叶向高的原因，当时朝中的东林党极力拥戴太子，而与东林党极不对付的齐楚浙党便转而支持郑贵妃和朱常洵。虽说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应该算是东林党获胜，但由于一直以来抵触皇帝，该党在朝中的势力却也是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