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成军事统帅，纪录从未被打破，曾国藩称汉唐后最凶猛对手

撰文：赵立波

道光二十九年（1849），14 岁的陈玉成和所有青少年一样怀揣 “科举改变命运”的念想，步行百里赴梧州参加童子试，然 “衣衫褴褛，遭主考呵斥，未入考场便被逐”（《梧州府志》）。

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少年上进时被无情呵斥的那种巨大侮辱和打击，只是和他后来的老大洪秀全不一样，他没病也没疯，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打开了人生的高端局，从小兵到二十岁便成为天京后期的军事统帅，其战绩屡次打破纪录，几度成为湘军主帅曾国藩最为忌惮和痛恨的对手。

陈玉成是广西藤县大黎里客家人，父母早亡，依叔父度日，幼时以耕织补贴家用。《藤县志・人物补遗》记载其 “少负气，见乡邻受豪强欺压，常挺身相护”，因家贫无钱读书，仅能识少许文字，却喜听乡中老人讲古代战场故事。这一点和他的另外一位队友李秀成很相似，他喜欢看三国演义，并因此打下了基本的文化基础，

苦字是二人身上比较相同的符号，只不过陈玉成后来迅速发迹却没有像李秀成那样过着挥霍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相反他的个人作风在太平军将领中算是非常优良的。

咸丰元年，洪秀全、杨秀清在金田发动起义，太平军途经藤县时，陈玉成与同村许多少年一同投军，因年纪尚小被编入童子军，也就从那一刻，命运的小齿轮开始疯狂转动。

当时曾国藩组织后方情报汇编《贼情汇纂》的书对陈玉成有基本的情况掌握：“年十四，身不满五尺，面白，双颊各有黑痣，行动矫捷，登高涉险如猿猱，清军呼为‘四眼狗’”。显然陈玉成的厉害已经进入曾国藩湘军的视野。甚至多年后在回忆陈玉成时，曾国藩还心有余悸。

由于年少，陈玉成因 “勇毅过人，遇敌必先冲”，很快被提拔为童子军小头领，永安突围战中，他率十余名童子军 “夜袭清军哨卡，斩杀哨官一人”，展示出不寻常的靠前作战突袭能力。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定都天京后，陈玉成因军功擢升左四军正典圣粮，掌一军粮草。此职虽属中层官员，却需长居后方，陈玉成 “每见前方战报，辄抚案叹息”，遂三次向杨秀清请战，言 “愿提刀上阵，为天国杀贼，不愿守粮囤度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东王杨秀清善于选将是早期成功的重要原因，他看得到陈玉成身上的军事才华，在使用人才上却也有魄力，于是他命令陈玉成随同韦俊同赴武昌前线。对此后来的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做出了一个佐证，《李秀成自述》在自述中回忆陈玉成：“英王少年气盛，每遇战事必争先，武昌之役，实其自请而行。”可见关键时期，陈玉成擅长主动谋划大局，兼具帅才气度和勇猛。

第二年的武昌战役，成为陈玉成命运的转折点。当时清军提督向荣率三万大军围武昌，太平军守军不足万人，屡战屡败。陈玉成观察地形后，向韦俊献策：“武昌城东有磨盘山，悬崖陡峭，清军守备薄弱，可率死士攀崖而上，内外夹击。”这个基本是攀岩作战，死亡率很大，但是陈玉成在晚上挑选五百精锐，每人背短刀、捆麻绳，趁夜色从磨盘山攀爬至武昌城墙，“清军哨兵熟睡，陈玉成手刃三人，砍断城上旗杆，太平军主力见信号，即刻猛攻”（《武昌纪事》），武昌城遂破。此战后，陈玉成被破格提拔为殿右三十检点，统兵万余人，时年 17 岁，成为太平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

此后数年，陈玉成转战南北，战功越来越愈显著。

咸丰六年（1856）镇江解围战，他率小船队冲破清军水师封锁，“冒着大炮火力，送粮入镇江城，又率军反杀，清军副将冯子明战死”（《清史稿・向荣传》）；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部出走，太平军 “朝中无将，国中乏兵”，洪秀全于咸丰七年（1857）任命陈玉为正掌率前军主将，“总掌京外军事”，时年 20 岁，比其年长 14 岁的李秀成任副主将，凡军国大事，李秀成必言 “当问英王”。

这个时期的陈玉成开挂一般，其提拔速度和战功一时无两，运气好到爆棚。

两年后发生的三河战役，是陈玉成创下太平军后期最辉煌的战绩。当时湘军悍将李续宾率六千精锐攻三河，扬言 “一月平皖北”。陈玉成从江苏火速回援，又联合捻军张宗禹部，“先断湘军粮道，再设伏于三河外围”（《湘军志・平捻篇》）。决战当日，陈玉成 “披坚执锐，率军冲锋，湘军首尾不能相顾，自相践踏”，李续宾见大势已去，在营中自缢，六千湘军 “仅数百人逃脱，军械尽失”。

曾国藩平素很少动气，但是对于陈玉成已经心态崩了，在家书中罕见地痛骂陈玉成：“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狗逆（指陈玉成）之悍，近世罕有，此次以少击众，尤见狡狠。续宾（李续宾）素以骁勇称，竟殒于贼手，吾心痛彻骨髓！”、最后总结“三河之败，湘中子弟死者六千余，军气大伤，数年难以恢复。” 可见此次失利对曾国藩的整体战略的挫伤何其严重。

另一位湘军统帅胡林翼更是悲痛欲绝，他本人和李续宾私人关系极好，此时正在老家守孝，听说三河之败后，胡林翼哀叹 “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 此外，胡林翼给李续宾弟弟的书信中写道 ：“昨日闻三河之失，彻日彻夜旁皇惊惧，忧思慨叹”。在得知李续宾战死消息后，他还曾说 “一抔之土，尚未封棺，而肝肠寸裂，已五日不能安枕”，足见其悲痛之情。

咸丰九年（1859），洪秀全晋封陈玉成为英王，颁诏 “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并赐 “英王印”，陈玉成成为太平天国首位非洪氏族人封王者，时年 22 岁，这是陈玉成人生中的最高光时刻。

转年陈玉成率部驰援安庆，开始走了下坡路。

曾国藩提前给九弟曾国荃写信，警示陈玉成战术风险：“狗逆善用奇袭，惯于穿插，前岁三河之役即其故技。今其来援安庆，必携捻匪张宗禹部，意在断我粮道。弟当严令各营‘深沟高垒，勿轻出战’，待其锐气稍挫，再图破之。”果然安庆之战，不仅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更是陈玉成命运的分水岭。此战的溃败，是曾国藩表现出的强劲战略定力、而陈玉成终究在曾国藩的不断迂回战略之下一步步走向陨落，而曾国藩的法宝就是什么都不管，就要拿下安庆，只有这样才能直捣天京。

同年五月廿二日《致季弟曾贞干》中进一步分析陈玉成用兵特点：“狗逆所部多百战之卒，尤为凶悍，其麾下刘玱琳一旅，号称‘百战不死’，实为劲敌。然其短在粮运艰难，若我军能扼守桐城、庐江，断其接济，狗逆必不战自乱。”

清廷方面，曾国藩早已将安庆视为 “克复金陵之根本”。咸丰九年（1859），他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明确提出：“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安庆若破，金陵必危。” 即便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崩溃、苏常失守，清廷严令曾国藩 “弃安庆，救苏常”，他仍坚持 “安庆城围不可撤”，令曾国荃率湘军主力 “深沟高垒，围城打援”，胡林翼则在湖北 “扼守长江，牵制太平军援军”（《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据曾国藩首席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安庆围城战中，湘军 “每日消耗火药万斤、铅子五万颗，贼军每日死者数千人，我军亦伤亡百余人，营中积尸如山”，可见其攻坚之决心。

太平军方面，洪秀全的瞎指挥与内部矛盾埋下致命隐患。咸丰九年（1859），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抵天京，未立寸功便被封为千王，统筹管理整个朝纲。为了给洪仁玕树立威信，洪秀全不顾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的反对，强行采取洪仁玕 “先取苏常，后攻湖北” 的 “围魏救赵” 方案，表面以攻苏常、湖北逼迫湘军分兵，实则忽略了安庆的紧迫性。李秀成对该方案始终抵触，《李秀成自述》中称 “吾知湖北难攻，苏常虽得，安庆必失，故进军迟缓”，导致陈玉成西征军孤军深入。陈玉成攻武汉时，又因 “闻汉口有英舰游弋，恐洋人干涉，遂顿兵不进”（《太平天国史》罗尔纲著），错失了攻克武汉的良机，待回援安庆时，湘军已在城外布下三道防线，“围魏救赵” 计划彻底失败。

陈玉成的局限亦在此战中暴露无遗。作为全军统帅，他虽勇冠三军，却因 “读书少，大局观不足”（《中国近代军事史》），存在两大致命问题：一是协同能力欠缺，多次致信李秀成 “速援安庆”，却未能亲赴李秀成军营协调，最终李秀成仅派少量兵力虚张声势；二是对部下掌控不足，其部将刘玱琳率精锐驻守集贤关，陈玉成未及时派兵增援，导致刘玱琳战死，“集贤关失守，安庆外援断绝”（《贼情汇纂》补编）。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五日，安庆城破，太平军守军一万余人战死，曾国藩在《安庆克复折》中称 “此役破贼巢穴，长江上游尽为我有”。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残部退守庐州（今合肥），洪秀全非但未反思决策失误，反而下旨严厉斥陈玉成 “丧师失地，罪该万死”，革去其英王封号与兵权，这直接导致了陈玉成不敢回天京，和石达开一样的宿命，只不过他没选择出走。

此时的陈玉成，既 “耻于回天京受辱”，又担心被洪秀全治罪，遂拒绝部下 “回天京再图振作” 的建议，决意前往寿州投奔苗沛霖。

苗沛霖本是安徽团练首领，早年降清，后投太平军，被陈玉成保举为奏王，实则 “首鼠两端，见太平军势衰，已暗中降清，与胜保勾结”（《清史稿・苗沛霖传》）。陈玉成部下多次劝谏：“苗沛霖反复无常，不可信！” 但陈玉成 “念及昔日举荐之情，又无他路可走，遂决意外出”（《被掳纪略》）。同治元年（1862）五月，陈玉成率二十余随从抵寿州，刚入城便被苗沛霖伏兵擒获，“铁链锁身，押往胜保大营”。

据《被掳纪略》记载，胜保见陈玉成时，端坐堂上令其下跪，陈玉成昂首怒斥：“尔胜小孩，在妖朝为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白云山一役，尔二十五营全军覆灭，尔带十余骑抱头鼠窜，我饶尔性命，今日何敢令我下跪？” 胜保劝降，许以高官厚禄，陈玉成冷笑：“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吾受天国恩重，岂能降尔等清妖？”

清廷恐陈玉成被太平军劫走，急令 “就地正法”。

同治元年（1862）六月四日，陈玉成被处死，临刑前 “神色自若，”年仅 25 岁。胜保将其首级传示安庆、庐州等地，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四眼狗就擒，皖省贼势已衰，金陵指日可破。”

陈玉成的一生，是太平军后期领军人物的缩影，从寒微少年到和李秀成共同执掌整个太平军，确实为历来少见。

此前曾国藩甚至将陈玉成视作能否拿下天京的关键人物，“狗逆就擒于寿州，皖北贼氛立散，此天亡洪逆也！闻其被擒时仍倔强骂贼，真悍贼耳。胜保庸碌，竟能擒此巨魁，实乃侥幸。从此皖省无大股贼寇，弟可专心围攻金陵矣。”

其日记同日亦补记：“四眼狗伏诛，东南大局定矣。此贼在，皖北终无宁日；今除之，如去心腹之患。”

以此看来陈玉成确实给曾国藩带来强大的心理压力和痛恨，以至于不断在家书和日记中痛骂，这在曾国藩一生的理学修养中是不多见的，这恰恰说明陈玉成把曾国藩心态搞到什么地步。当然陈玉成也没少骂曾国藩为“清妖”，战争有时候打的不仅是枪药，有时候还有很多嘴炮要打。

陈玉成“从七年小兵到英王” 的迅速崛起；终究败给了曾国藩也是有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眼界和文化，战场上陈玉成是相当出色的，但是在背后的战略和前瞻上他完全无法和曾国藩相比，，最终落得兵败身亡的结局。确实如同一颗流星划过了那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后世对其评价，多聚焦于 “勇” 与 “悲” 两大特质：清方虽斥其为 “贼”，却并不掩对其军事才能的忌惮。《贼情汇纂》称其 “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为贼中最悍者”；曾国藩在家书中虽称其 “狗逆”，却也承认 “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胡林翼则在《致曾国藩书》中感叹：“陈玉成若为我用，必为一代名将，可惜投错门路。”

同治元年（1862）五月陈玉成被擒，曾国藩在六月初七日《致九弟曾国荃》中，将此事视为 “天意定局” 的明证：“狗逆就擒，实乃天意亡太平之兆。此人悍勇冠贼中，数年以来，屡破我军，今一旦成擒，非人力所能及，乃天夺其魄也。成大事者，当识天意之向背：洪逆（洪秀全）任人唯亲，陈玉成虽勇而无谋，此天之所以弃彼而佑我也。”

近代史学家多肯定其抗争精神与军事智慧。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评价：“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最杰出的军事家，其三河之战、二破江北大营，战术之精妙，堪称近代战争史上的经典。”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则指出：“陈玉成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太平军腐朽治理的必然结果。

战争这个放大器它清晰地放大了洪秀全关键时刻的能力和李秀成、陈玉成的定力水平，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紧紧依靠几个人是不可实现的。

曾国藩后来对此进行了长篇总结，这里既总结了陈秀成也总结了湘军的整体走向：“三河之败，非续宾之不勇，非诸将之不力，实乃天意弄人。贼（指陈玉成）以少击众，且恰逢皖北大雨，我军粮道断绝，此非人力可挽。然成大事者，岂能因天意之难而遽弃？当咬牙坚忍，再图恢复。”

次年正月初十《致四弟曾国潢》中更明确：“自古成大事者，半由人力，半由天意。人力尽而天意至，或天意阻而人力克，未有全恃天意而不事耕耘者。今狗逆虽横，然其势终难久，我等但求尽心，天必不负。”安庆合围时：言 “天意属清”，以战略定力待时，而这种淡定和等待恰恰是陈玉成乃至于洪秀全所不具备的智慧。

咸丰十年（1860）清廷严令曾国藩弃安庆救苏常，他拒不从命，在三月廿日《致季弟曾贞干》中解释决策，暗含 “天意眷顾” 的判断：

“安庆为金陵上游门户，此天之所以界我（清廷）以克贼之机也。若弃此而救苏常，是违天意而失大局。狗逆（陈玉成）虽来援，然其部粮少，捻匪亦非心腹，久必生变 —— 此乃天意示我以可乘之隙，不可错过。”

第二年安庆破城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城破之时，贼军（太平军）哭声震天，然湘军伤亡亦众。自古克大城、成大事者，未有不历艰险而得者，此天意磨砺我军，亦天意欲亡洪逆也。”

七月廿日《致长子曾纪泽》中，他更系统总结 “天意” 与 “人力” 的关系：“尔辈当知，自古成大事者，天意为主，人力为辅。如我湘军，若不坚忍苦战，则天意亦无从彰显；若徒恃人力而逆天意（如违时势、失民心），则亦难成。今太平贼内讧、陈玉成死，此天意也；我军上下一心、坚据上游，此人力也 ， 二者相合，事乃可成。”

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平定捻军后，在《家书・谕纪泽纪鸿》中回溯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对 “天意” 有更成熟的阐释：“昔年与太平贼战，常谓‘成大事者待天意’，实则‘天意’即‘时势’也。洪杨之乱起于民心失，陈玉成之败起于战略误，我军之胜起于上下同心，此皆时势之必然，非冥冥之鬼神。所谓天意，不过是时势累积之结果耳。”

这些总结带有许多神秘色彩，但是总而言之，就像曾国藩调侃胜保居然能得到擒拿陈玉成的大功，真是运气好到离谱，因为胜保的外号是“败保”，所以晚年他时长认为人长的这样大，做事都是靠运气，所谓“不信书，信运气”而已。反观陈玉成也是运气不好，没有遇到真正擅用之的人，否则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记录在历史，发出几声昂扬的声响。

历史只能是历史，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