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旧文重读：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想法

中国已有的各体系内的研究工作，在物理学科内的，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与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的研究（Develop—ment）似乎没有被注重。

从对社会的贡献这一着眼点来讲，原理的研究是一种长期的投资，也许三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后成果方能增强社会生产力（高能物理的研究是原理的研究的一个典型例子）；产品的研究是一种短期的投资，企图一两年或三五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象我了解的半导体所的研究，主要方向是产品的研究）。这两种研究当然都有其对社会的作用。发展性的研究则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

从研究的目标这一着眼点来讲，原理的研究的目标不考虑到应用；产品的研究的目标明确地对准一两种或两类产品；而发展性的研究的目标则介乎这两者之间，侧重在应用，可是不局限于一两类已经知道能成功生产的产品。

这三种研究的关系可以用下图大概显示出来：

原理的研究（长期的投资）← →发展性的研究（中期的投资）←→产品的研究（短期的投资）

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效率高的发展性物理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Developmental Physics）。很多在美国的中国血统的科研人员都同意这一个看法。

美国的经验

今天在美国，原理的研究（又称基本研究）和发展性的研究合称“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或R and D）。前者主要在大学中和一些国立研究所内进行，后者则主要在大工厂附设的研究所中进行。

下面几个是最有名的厂设研究所（主体进行发展性研究）：

贝尔实验室；

通用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

都庞实验室；

万国计算机公司研究实验室；

爱克桑研究实验室；等等。

这些研究所对美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极大。而花在发展性研究的经费总额也十分巨大。据估计

美国全国发展性的研究经费总和/美国全国原理的研究经费总和≈10/1

（见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任主任 A·T·Water—man在“Symposiumon Basic Research”AAAS Publication中的文章。因为分子分母的定义都不能完全清楚，这个比例无法十分准确地估计。）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值得思考的数字：它显示了美国科研经费除去产品研究以外，绝大部分是用在发展性的研究上面。

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气大，叫得响，而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则视为财富，不肯公开，所以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的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与此正正相反。

在上一世纪美国已经有了茁壮的工业发展。可是当时美国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还没有认识，所以研究成果是从欧洲引进来的。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美国几个大工厂开始认识到这种办法不行，才创建了厂设研究所。贝尔实验室、通用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和都庞实验室都是那几年创建的（见F·Seitz“Science，Governm ent and the Universities”。Seitz是Handler以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这些研究所不但对美国本世纪的工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成就使得美国工、商、金融界与美国政府认识了发展性科研的重要。

至于对原理的研究的社会支持在美国只是这三十年才开始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

工业发展开始于上世纪←→发展性的研究开始于～一九○○←→原理的研究开始于一九五○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

同样的经济规律支配了日本的科技发展：日本近三十年的工业起飞，基本上是建筑在发展性的研究和成品的研究的成果上。原理的研究的经费在日本是少而又少的。

研究中心的规模

上面所提到的几个美国厂设发展性的研究所规模都是很大的。例如贝尔实验室今天就有一万二千名科学、工程人才。其中有三千名是有博士学位的（相当于大学毕业后有五年以上研究经验的人才）。

中国如果建立一个发展性物理研究中心，规模应该多么大，应该着重哪一些专题，应该与哪一些工厂、研究所、大学合作，怎么训练研究人才，应该属于中国政府中哪一个或几个部门（例如哪几个机械部），应该设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不是在海外的人所能贡献有效意见的。需要在国内召开小组会议，仔细研究，提出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才能据以决定的。

美国的成功的厂设研究所做发展性的研究，有哪些原因使得他们成功呢？我觉得归纳起来有三个原因：

甲、厂方深知这些发展性的研究是厂的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的生命线。所以这些研究所经费充足，设备好，待遇一般比大学、政府机构都要好得多。

乙、研究所的经费来自厂方，其研究成果的最后评价取决于它是不是能给厂方赚大钱。这种价值观念符合经济规律。

丙、所的领导人（许多是科学、工程出身，也有财经、法律出身的）积了多年经验，对哪些题目能在五年、十年内影响厂的发展有较正确的判断力。

（原文刊发于《光明日报》1982年3月5日2版，原文编者按——本文取自杨振宁教授最近的一封信。杨教授同意在本报发表，并做了少许的修正。希望本文能引起国内科技界的重视，并欢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