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我不间断记录了新疆的历史进程

武纯展，1935年生于新疆伊犁，新华社高级记者，从事新闻摄影工作45年，他记录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和边疆巨变。如今，武老已离我们远去，让我们重温他当年拍摄的照片、听他2009年和2015年接受采访时的讲述，在学习和体会武老职业操守和情怀的同时，结合年轻记者关于新疆的最新图片和报道，一起感受新疆的巨变，相信武老也会深感欣慰。

新疆分社第一个摄影记者

1935年我出生于新疆伊犁。1952年8月，新华社新疆分社的韩文辉、杜鹏程到我所在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干部学校（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招收摄影记者，我被找去。上午谈话，中午就说要调我了。很简单的行囊，一夹就到了分社。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被选中的，可能是谈话的时候我回答问题比较好，进入新华社的时候我只有17岁，从此参加到“伟大的摄影事业”中，一干就是一辈子。

1952年9月，我被派到北京参加新华社总社摄影部举办的第一期摄影记者训练班，在北京石碑胡同。石少华、张印泉、魏南昌等记者给我们上课。那一期训练班全国来了20多个人，那时学到的摄影知识用了一辈子，也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摄影训练班，我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见到相机，我刚拿起那台康泰时相机时，不是对着取景框看，而是对着镜头看，成为当时的大笑话；在北海公园，我第一次吃香蕉，因为没吃过，不剥皮就往嘴里放；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照片：《雁翎队》《戎冠秀》《志愿军过三八线》《和平签名》《板门店谈判》《开国大典》……

1953年3月，训练班结束，我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所在地西安实习了半年，姜国宪、盛继瑞两个老记者带着我，第一次采访时拍摄陕北的三千里防风林，那时，对哪些照片该拍，哪些不该拍，我还都没有概念。

1953年9月，我成为新疆分社第一位摄影记者。直到1997年退休，相机伴随了我快半个世纪，我也从一个17岁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老头儿。刚开始拿起照相机时，还不清楚当摄影记者的意义。大半生过去，我很庆幸，自己这辈子都在当一名记者，能够为现实写真，为历史存照。

镜头永远对准变化中的人和事

在旧中国，新疆连一颗钉子都不能生产。今天，新疆从钢铁、煤炭、机械、电力、石油纺织到食品，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各族人民从贫穷走向幸福。40多年时间里，我肩负新华社记者的使命，不间断地记录了新疆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时，新疆石油工业十分薄弱。1955年10月29日，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黑油山1井完钻出油，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勘探的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同时也拉开了新疆石油工业大发展的序幕。1990年以来，随着三大盆地石油会战的全面展开，石油勘探开发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经过70年的发展，2024年，新疆油气产量当量达6664万吨，已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只有1所大学、9所中学、1355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9.8%，全疆文盲率高达90%以上。2024年，新疆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9%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南疆阿克苏、喀什、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15年免费教育。2024年新疆有普通高校63所，较2012年增加24所。

2024年，新疆粮食总产466亿斤，粮食单产跃居全国第一。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粮食总产量仅为110万吨，人均口粮不足200公斤。

坎儿井被当地人称为“母亲河”，是荒漠地区利用地面坡度无动力引用地下水的一种独特地下水利工程。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坎儿井通过一道道地下暗渠引来冰雪融水，滋润养育当地各族儿女。新疆的坎儿井总长度曾达到5000多千米，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然而，随着人口数量增加、耕地面积扩大、工业用水增多，坎儿井已不能满足激增的用水需求。如今，一项项新的水利工程建成落地，带来丰沛水源。

在所有的变化中，人们命运的变化巨大而深刻，这使我对很多采访对象都做了持续的关注。

1956年春，我的同事在吐鲁番葡萄沟拍摄了一张新闻照片，反映毕业于华中农学院的汉族姑娘王惠珠指导维吾尔族农民为葡萄剪枝的情景。此后，我每次去吐鲁番，都关注这位“葡萄姑娘”的动向，这一关注就是30多年。1990年，王惠珠已经56岁，她长期留在吐鲁番从事葡萄引种栽培试验，进行瓜果保鲜研究，与当地维吾尔族果农结下了深厚的感情。20世纪50年代，吐鲁番盆地的葡萄种植面积7000亩，平均亩产200多公斤；到1990年，种植面积已达78000亩，平均亩产1050公斤，有的地方高达4000公斤。这些变化中就凝聚着王惠珠半生的心血和汗水。在长期的采访积累中，我用照片记录了从“葡萄姑娘”到“葡萄奶奶”的动人故事。

1960年初夏，我在采访中有幸结识了克孜尔千佛洞的看守人尼牙孜。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维吾尔族人尼牙孜守护着200多个洞窟，除有人来这里进行考察研究活动外，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他对每一个佛洞中的故事都了若指掌，讲起来更是娓娓道来。我们所到之处，无论窟内窟外都十分整洁。望着尼牙孜饱经风霜的黑褐色脸庞，我被他的坚韧感动。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该石窟在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此，我多次前往千佛洞，追踪采访尼牙孜和他的同伴——长期驻守克孜尔研究丝路文化的人们。1994年，我第四次到克孜尔，一到就打听尼牙孜，人们告诉我老人不久前去世了。今天的克孜尔已成为龟兹文化的研究基地，林野之间建起新的房舍，尼牙孜老人守护这里数十年却没能看见这些，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不禁悲凉，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在报道中，我喜欢念旧。我常常回到曾经采访过的人群中，想看看时代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变化。这种“念旧”的习惯，不仅针对采访过的人，甚至对“采访”过的河流、沙漠、树木也不例外。1990年我途经桑塔木林场时，想找到五年前拍过的几棵胡杨，就沿一道忽隐忽现的辙痕向胡杨林深处走去。

天色渐暗，老胡杨没找到，我却迷了路，只能捡起一块地上被人啃过的甜瓜头准备充饥。午夜了，我冻得瑟瑟发抖，突然听到胡杨林管护站站长陈海燕带着护林员在一遍遍地喊着我的名字，那已经嘶哑的嗓音让我禁不住心里一热，差点流出眼泪。

边疆采访，苦乐相间

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连接着多元文明。这条路上，留下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塔克拉玛干沙漠、吐鲁番盆地、塔里木河……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了丰富的拍摄题材。

我为自己成为新华社新疆分社的摄影记者，一生生活和工作在这里，感到骄傲和荣幸。

上个世纪50年代，新疆还没有几条柏油路，交通极其不便，到基层采访完全靠骑马。我每次下乡采访，少则一个多月，多则三五个月。

新疆的面积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约六分之一，历来长路难行。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的公路总里程仅有3000多公里，且路况极差。老人们回忆说：“人们要出远门得先坐驴车走土路，再坐汽车在戈壁上颠簸……”如今的新疆大地上，一张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早已铺开。截至2024年底，全疆公路总里程达到23万公里，其中高速（一级）公路突破1.2万公里，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都通了硬化路和客车。

我第一次骑马是1953年11月，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乌恰县深入帕米尔高原，采访牧民的冬季生活。骑术不精的我，没多久就把坐骑弄惊了，害得向导追出好几里地才把马找回来。寒风凛冽、山高路险，我们骑在马上走了两天。向导说，听到狗叫就说明快到牧民家了。我在漫长艰苦的行程中频频出现幻觉，耳边老是听到狗叫声。

1963年春天，我乘坐一辆卡车到帕米尔高原采访。从喀什出发时阳光明媚，约行100公里进入山谷便遇到暴风雪，狂风卷着雪花铺天盖地。我转搭一辆邮政班车前往，邮政班车车体轻，车轮在结冰的路面上打滑。在冰多难走的路段，司机和我下来往车厢里装石块增加车体重量，上坡路上又要把石块扔掉。一路上就这样装装卸卸，行走到海拔近4000米时，车子又陷入雪窝。从凌晨到午夜，艰难跋涉20多个小时才到了一个食宿站，我在挤满了养路工和司机的通铺上找了个缝隙倒头便睡。因为全神贯注与风雪搏斗，我经过了几处险要地段竟浑然不知。

1978年，我和妻子一起在伊犁记者站驻站。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后座上驮着妻子逛街，突然一匹马在街上受惊了，有人赶去阻拦，防止奔马踩踏路人。多好的题材啊！我跳下自行车，狂奔着取下肩上的相机想抓拍那难得的瞬间，由于距离远，我没能抢拍到精彩的照片，遗憾之余才想起妻子，四下看看，才发现妻子坐着“无人驾驶”的自行车连人带车栽进了路边的水渠。

连续在艰苦环境工作，我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在后面的几年里，由于心脏不好，采访时我总得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1984年，我和同事去采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30周年。为了拍一张伊宁市的全景照片，需要爬上高约120米的电视台发射塔，我吃了药后自己爬了上去，同事不放心我，跟在我身后一起往上爬。在塔顶平台遥望远方，弯弯曲曲的伊犁河在夕照中金光闪闪，非常美丽……

1988年，中法专家组织了一次沙漠绿洲变迁的考察活动。得知消息后我心里痒痒的，想参加，于是我厚着脸皮跟上团队，每天为考察队员做饭，为司机推车，最后考察队可能觉得我厨艺不错，答应我参与整个考察活动。在随队采访丝绸之路时，我又厚着脸皮要求骑前面的骆驼，老专家骑第一匹，我就骑第二匹，那样在漫长的行程中，我就可以转过身去拍摄考古队行进的场景，而不是只拍骆驼的屁股。

在新疆采访，这样苦乐相间的故事，我说也说不完。

热爱摄影、热爱边疆

我把一生交给了边疆，天山南北连年奔波，我在零下30摄氏度的吉力湖拍摄打渔人，在零上40摄氏度的吐鲁番拍摄葡萄园，在帕米尔高原遭遇暴风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探寻古遗址……

1980年，为了一组《天山新路》的照片，我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天气中，在伊犁果子沟的林场场部办公室，用两条板凳搭成一张床，住了整整一个星期。

那是条新修的S形公路，只能从山谷爬到山顶，用俯拍的方式，才能拍出效果。那时的汽车很少，每天爬很多次都拍不到完整理想的图片。直到一个星期后，终于有一天，天刚刚放晴，我看到一个车队开了过来，赶紧抢拍了一张。这张照片，成为当年《人民画报》的封三照片。

上面这张照片，是1979年8月我参加新华社总社组织的《丝绸之路》大型摄影报道时拍下的照片，它在三年后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与生活”柯尼依西卡俱乐部奖。

这次报道，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也是一次完全新鲜的体验。这次拍摄以新疆浓郁的风土人情、历史遗存和发展为主题。这种体现人文关怀的拍摄，让我认识到，作为摄影记者，应该让那些看似平淡、实则珍贵的瞬间得以留存。

摄影记者这一行，我一干一辈子，有幸福，也有遗憾。虽说我一直没有停止拍摄，但在最后整理照片时却发现想要拍摄的其实还有很多……

如今，我的心脏虽然安装了5个支架，可我知道，那里面仍然流淌着热爱摄影，热爱边疆采访生活的热血。不怕艰苦，勇于追求，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的寄托。